“西部大开发”的代价.docVIP

“西部大开发”的代价 如今很多中国人正在为“西部大开发”神魂颠倒，似乎终于等来了可以实现“腾飞”梦的时机。其实西部开发不是今天才开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人简称其为“兵团”）就是五、六十年代开发新疆的典型。 上一次西部开发 那次开发也可以被冠以“大”字，所谓“力度”不亚于今天。资金投入以今天概念衡量可能不算多，但那时社会的最大资源是人力，从这种资源衡量，投入是相当巨大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初由十几万解放军官兵就地转业组成，随后由政府组织内地劳动力迁入而不断扩大。1956年仅河南一省就有5万青年被送到兵团。从1957年到1966年，兵团职工人数由万人增长到万人。其中国家有组织地大批调入的有：1959-1960年，安徽、江苏、湖北三省的青壮劳动力近10万人；1963-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浙江、江苏的青年学生12万人；还有复员士兵和转业军官8万人；饥荒时期“自流”入疆的21万人；职工子女9万人；以及12万名交由兵团“劳动改造”的犯人，刑满后大部分留在兵团。到1966年，兵团的职工加上家属，人口总数已达到万人。 这一百多万的移民是什么概念呢？当今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移民数量是114万，大部分是就地安置，需要的资金在1000亿元以上，占三峡工程经费总数近一半。移民新疆比三峡移民路途远得多，当年的交通比现在又差得多，相对而言，付出的代价不会比今天小。包括一些现在难以想象的问题，如为了给最初留在新疆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十几万军人成家，曾组织大批内地妇女进疆。仅1954年一年，山东就在“建国立家”名义下送进兵团6531名妇女。那些妇女的故事是什么，后来的命运如何，足以让人遐想。但仅从当时政府对西部的“投入”来衡量，“力度”由此可见。 再从所谓“政策倾斜”的角度看，虽然政府对兵团从人力物力上进行了大量投入，但是并不要求回报。在兵团建成并且已经可以自给之后，政府每年仍然给兵团拨款而不要求兵团上缴利润。每年拨款的节余和兵团自己的赢利都留给兵团扩大再生产。从1958年到1966年，政府给兵团拨款亿元，兵团自己赢利亿元。以当时的货币价值算，兵团得到的近20亿元超过现在的200亿元。政策的“倾斜”程度未必今天能够达到。 那一次开发，经济成果十分突出。这样一些数字可以说明：今日兵团总人口240万，职工90万6千人，现有耕地、果园102万公顷，这占今日新疆百分之三十的耕地和果园，完全是兵团在沙漠戈壁上开垦出来的；1997年，兵团生产出整个新疆粮食产量的%、棉花产量的%、油料产量的28%、甜菜产量的43%；同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20多亿元；年出口7000多万美元；兵团有2800多个工业企业，拥有两万多辆汽车。它还在原本一无所有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系列新兴城市，其中一些已进入新疆最重要的城市之列。 绿洲与水 那次西部开发集中体现在出现大片“绿洲”——即沙漠地区适于农业和人类居住之地。1949年，新疆的绿洲只有万平方公里，今天则达到万平方公里。增加的绿洲全是人造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兵团。兵团人爱夸耀自己“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用一双手在大漠戈壁上开辟出绿洲”。不错，勤劳的手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比手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条件——水。 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只是一些源远流长的大河两岸那些念珠状、条带状的绿洲内可以从事农业。不过天然绿洲一般早为土著居民占据，且人口密度相当高，不可能再有外来人插足之地，所以兵团要想开发新疆，只能靠自己从无到有造出新的绿洲。 造绿洲首先要做的是开河挖渠，把水引到适合开垦的地区，那里才能成为耕地和人的定居点。在渠道引水的过程中，一般仅沿途渗漏就得损失一半水量。引了水并不能马上种庄稼，还要改良土质。新疆的土地多为盐碱地，农作物无法生长，因此首先要去掉土壤中的盐碱。兵团用的方法称为“淹灌洗盐”，即把土地用水反复浸泡，使土壤含水量饱和后下渗，将耕种层中的盐碱带到土壤深层。这种方法的用水量可想而知，每亩地仅洗盐用水就得数千立方米。土质改好后进行种植，所有农作物生长需要的水只能靠灌溉。那时的灌溉实行所谓“大水漫灌”，即靠毛细渠道把水引进农田每一条田垄。这种灌溉方式每亩耗水至少也得上千立方米。 这样一种大量耗水的引水、洗盐和灌溉方式，造成耕作区地下水位上升，在一定时间以后，又会把洗盐时压到土壤深层的盐碱顶托上来，使其随地面蒸发回升到土壤表层，造成“次生盐渍化”。这种时间有时短到2－3年，被开垦的土地就无法再用，不得不弃耕搬迁。于是又重新找地方开渠引水、淹灌洗盐、大水灌溉，开始一个新的轮回。仅50年代，兵团由于次生盐渍化而弃耕的土地面积就累计近200万亩。那些弃耕土地开垦前本是有植被的，开垦过程把植被铲除一光，弃耕后就只能变成沙漠。不过那时的兵团人并不在乎，地有的是，水有的是，只要有勤劳的手，似乎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开垦，至于沙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