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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科举试赋考述
孙福轩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中文系 浙江杭州 310015)
提 要:中国科举制度源于隋,为唐宋两代沿袭并逐渐定型化。唐代以来的进士科考试和一些制科考试中亦渐开试赋之习,且诗赋进士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地辽、金两朝与宋代政权先后对立,科举考试也继承了唐宋的做法。根据两朝史料记载,科举取士中诗赋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然两代留存下来的辞赋作品并不多,仅有廖廖数十篇。但作为一代文教制度,却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词章之学的促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亦有自己的特色。
关键词:辽金;科举试赋;考述
(一)辽金科举试赋制度的确立
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中国古代试赋的做法甚早,于汉代即有召试献赋的先例,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举制度的设立,却是源于隋唐科举制度的定型。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曰:“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此后至两宋时期,沿承了科举试律体赋的做法。至元代,改试古体赋,明清废赋而改试八股文,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与宋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和金,追慕唐宋而先后举行科举考试,且沿用考试律体赋的惯例。关于辽朝科举取士情况,《辽史·文学传上》之“序”称:
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蒐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
此序大体勾勒出辽代科举制度肇兴与发展的粗略轨迹,太宗耶律德光(927-947)时科目渐兴,而一直到立国后五十年间的景宗(969-983)和圣宗(983-1037)年间,科举才达到鼎盛时期。至于具体的考试时间,《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记载:“初,天显八年,时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上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如果这则史料属实的话,表明太宗天显八年(933)之前,辽朝尚未举行开科取士活动,辽朝举行开科取士活动应该是在太宗天显八年之后。而于考试的具体科目,见载于《契丹国志》:
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辽圣宗以前,辽朝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而自辽圣宗以后,则分为词赋和法律两科。虽然在辽圣宗前后辽朝科举取士的科目有所变化,但词赋(或曰诗赋)都是士子科举必考的内容,且多以之为正科,沿袭的依然是唐宋重词赋科的观念。
而关于辽代制举科目的设置情况,由于史料阙如,这里难窥全貌。据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研究》援引相关史料称:在制举科目中,唯独知“举贤良”存在考试的倾向,大概就是“策问”之类;但从现有的史料看,明经科、律学科的考试内容根本找不到一点踪迹,无法对其讨论。这里也只好置而不论了。
相比较而言,金代雄踞于北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虽同辽朝一样“用武得国”,但“一代制作能树立唐宋之间,又非辽世所及”。这主要得益于金朝的文治政策,金初的“借才异代”,重用文人,使“金之文治日以盛”;世宗重儒,“儒风丕变,庠序日盛”,文章粲然可观。章宗“谈经论道,吟哦自造,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于辞赋而言,金以辞赋取士,《金史·选举制》云: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
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
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
由此可见金代科举试赋的繁荣景象。据《金史》等资料记载,金朝从第二代君主太宗天会元年( 1123年) 十一月始,即设置进士科举行了选拔考试,李世弼《金登科记序》云:“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 以下简称《选举志》) 亦云:“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是知金代科举, 始于天会元年无疑。又于天会二年二月、八月,连续两次开考取士。只不过当时属于草创时期,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亦无复杂的考试程序,开考无定期,取人也无定数。天会五年(1127)实行“南北选”。从熙宗天眷元年(1138)五月,诏令设立“ 经义”、“词赋” 两个进士科目。词赋进士科试“赋”、“诗”与“策论”,经义进士科试自选所治“经”之“经义”和“策论”。而试赋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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