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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是我国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我国教育的鼻祖，其思想主张“仁”、“义”、“礼”、“智”、“信”，曾对整个人类文明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的，他办学是为了培养一大批能够参加春秋后期政治改革活动的志士仁人。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政治动荡的时代，孔子对此怀着极大的忧虑，不断深思造成这种动乱的根源。孔子认为造成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主要根源，应该从人自身的内在精神世界方面去寻找。孔子的整个学说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认为人的内心的道德水平决定人的行为的高低，强调人的内在思想可以塑造与改变的。他强调只有拯救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因此，孔子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良好的道德品质，并将教育内容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置德行于诸科之上。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在经济上出现了“私门富于公室”的现象，在政治上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在学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学在四夷”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标志着春秋领主制的崩溃，意味着思想的大解放，神的世界的枷锁开始被打破，人的价值得到一定的尊重，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正如孔子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这新旧交替，思想解放的大变革时期，“士”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应运而生，成为变革旧制度的先锋战士也是势所必然。孔子作为士阶层的优秀代表，承历史之重托，拓社会之未来，首先提出“仁者，爱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颜渊的卓越认识，摆脱传统的束缚，为新士人的兴起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揭示了更高的人格，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世界。春秋末期，中国社会的现实使孔子深深认识到人的真正的作用。他指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乱臣十人而宇宙平”；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穆公取百里奚“一霸天下”。然而，人才难得，“才难，不其然乎”。当时战乱纷纷，硝烟滚滚，“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而孔子迫切希望统一，希望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一统”的新社会。谁来实现这个统一，建立这个新社会呢孔子希望以“士”来达到这个目的。孔子心目中的士又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承此重托呢从《论语》一书中不难发现，孔子认为：首先士必须有“仁”的理想和追求；必须有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其次，士必须有文化教养。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君子”应“博学于文”。再则，士必须遵纪守法。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孔子心目中的士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如果孔子仅仅局限于这些条件，那他的认识还只是处于一种理想阶段。事实上，孔子并非局限于此，他认为士必须是既有远大政治目标而又能“躬行”的君子，是能够真正把“道”运用到实践中去革除时弊的人。孔子指出，士必须树立面对现实，顺应与变革现实，修养自身，努力进取的思想。《宪问》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路曰：‘恒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叛主，大逆不道，斩之亦轻，然而孔子却大力称赞他。其原因就在于管仲能面对现实，顺应变革的潮流，爱民、惜民，以天下统一为己任。也许有人会问，孔子不是要“从周”吗不是要“克己复礼”吗殊不知孔子的“从周”是从周能“监于二代”之路；虽然孔子说过“克己复礼为仁”，但这里的礼已不再是周礼，而是经过孔子吸收、改造并赋予了新时代内容的礼。因为孔子不相信鬼神而相信人，懂得“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且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等等。这与周礼明显对抗，为周统治者所不能容忍。限于当时的历史，孔子只能以复“周礼”为名，行改革之实。正如西欧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兴古希腊文化，而是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开创道路一样，孔子是在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设计蓝图。他不但不是旧制度的保守派，反而是为实行新制度而努力不倦的激进者。天下不平就得治，天下无道就得变。假如“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尽管孔子在现实的斗争中采取了缓和式的战斗，但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如此闪烁的思想，是无羞于时人，更无愧于后人的。孔子所需要的士就是他自己这样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变革，同时还是充满自信、积极进取的人。在积极地正视现实，努力进取的基础上，孔子要求士应该大胆地投身于社会之中，做一个能“躬行”的“君子儒”，而非“巧言令色”、有言无行的“小人儒”。因为孔子懂得政治目的的实现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需要有实干能力并能去实干的人。所以孔子特别强调“躬行”，强调学以致用。故而《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学时而习之”。他要求士不但要读书，而且应该经常置身于实践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多见”、“多闻”，才能“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