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与封泥之再研究..docVIP

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与封泥之再研究 上海博物馆——孙慰祖 　　内容提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章、封泥对揭示墓主身份和西汉官印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本文通过印文的补释、复原及分析，对一、二、三号墓所出印章封泥的时代及所涉及官制、印制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揭示的现象是：一、三号墓存在两种不同的“轪侯家丞”封泥，它们分属第一、第二代轪侯，后者与三号墓所出的另一“利豕希”封泥组成对应关系。因此，三号墓主的归属问题至此已经水落石出。 　　关键词：马王堆?? 印章?? 封泥?? 官印制度?? 利豕希 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封泥的特点在于:它至今仍是汉代考古中时代序列处于最早，同时构成官私印和封泥最完整组合的一批资料。因为这两个条件，它的意义就不仅在于直接揭示墓主的身份，而且对于探究西汉早期官印制度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也带来了许多特殊的信息。虽然有关学者对此墓所出印章已有重要而正确的研究结论，但可再申述的内涵和以前未能认识的问题，我认为仍然存在。 　　为了便于梳理问题，先将三墓所出印章、封泥汇总如下:　　一号墓? 出“妾辛追”木印1枚，“字迹清楚的封泥”30枚，其中“轪侯家丞”27枚，“右尉”2枚，“□买之”1枚；(图一)　　二号墓? 出“长沙丞相”、“轪侯之印”龟钮鎏金铜印各1枚，“利苍”玉印1枚，未见封泥；(图二)　　三号墓? 尚存“有文字的封泥7、8枚，除一个文字不同（但残缺不全）外，其余均为‘轪侯家丞’”。[1] 　　一号墓中“□买之”封泥，文字为鸟虫书的简化形态，汉私印中多见。我认为首字即是“黄”字，拙编《古封泥集成》已释“黄买之”。《汉印文字征?十三》有“中黄寿印”，黄篆作“”，两者上部构形相同。封泥下部略残，但按主体结构显然不能另属他字。　　三号墓所出“一个文字不同”、“但残缺不全”的封泥，以前未发表图片。由于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帮助，2002年8月29日我据实物上残留部分结构进行了复原，已释出为“利豕希”二字。释文征询了当时在场的陈松长先生的意见，他亦认同这一结果，其后来馆考察的李学勤先生也表示了肯定的看法[2]。　　如此，则三墓出土印章、封泥遗存的二处释读问题均已解决。 　　围绕上述材料，我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利苍”的秦印风格渊源 　　关于利苍玉印，王人聪先生先已指出，“四周加有边栏，是秦印的特点，但其字体却摆脱了秦篆圆转的书风”[3]，这是入木三分之论。我要补充的意见是，“利苍”玉印的制作应在印主生前，而与同出作为明器的“长沙丞相”与“轪侯之印”所反映的风格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跨度。 　　“利苍”虽不作通常所见秦印的田字界格，但仅加边栏的印式却是秦统一以前已经存在的古风，具体可作比较的是秦昭襄王时期的“泠贤”玉印（图三）[4]。新出秦官印封泥中也有一些同样的印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如“寺工丞玺”、“丰玺”等出现“玺”这一自铭[5]，这是统一六国前的印制，则也说明加刻边栏而不施界格的印式出现较早。“利苍”的文字风格，显然大大晚于“泠贤”，但仍具秦篆的某些体势特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如“利”字即是秦篆的典型书法，它与“长沙”、“轪侯”两印文字存有较大的距离。再看复原后的“利豕希”（原印可确认为玉印，说见后）文字和沅陵侯墓所出“吴阳”玉印（图四）[6]，结体已臻平正端严，排列匀满，两相比较更有隔世之感。二号、三号墓的年代仅距近二十年，按照文字书风演化的规律，不足以出现如此遽变。从西汉印文递变的序列来看，我的看法是:“利苍”玉印的制作时代不晚于秦汉之际，在风格上更倾向于秦，在逻辑上是合理的。 　　利苍获封轪侯在惠帝二年（前193年）。他的政治活动处于由秦而汉的时期。利苍本是楚人[7]，而其私印却表现出明确的秦式特点，与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马王堆汉墓存在的其他秦文化因素相呼应[8]，这一现象，除了时代环境的背景之外，可能还应当在讨论利苍个人政治经历时予以考虑。 “长沙丞相”、“轪侯之印”与西汉官印制度 　　“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分别为官、爵印同时出土，又由于它的时代下限明确，对于探讨秦汉官印制度的衔接关系带来多方面的信息。 　　从目前的秦汉封泥、印章资料和文献记载中，我们已可获得汉官印制度形成的大致脉络及其主要内容[9]。“长沙”、“轪侯”两印所揭示的问题是: 　　首先，汉初君侯印承袭秦制，确定了钮式等级标志，即使用龟钮，但改银为金。秦代存在龟钮官印，来自于实物证明。扬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武信君印”，上海博物馆藏有“广平君印”（图五），两印均为龟钮银质，形制及文字风格完全相同，印属秦系在今天看来已无庸辩说[10]。上海博物馆另藏有“琅左盐丞”铜印，亦是龟钮。当然，秦时封君印的形、质尚有不稳定性，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昌武君印”为鼻钮铜印。由利苍两印提示，西汉之初即顺接秦制，以龟、鼻钮作为官印的基本等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