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曲剧卷席筒.docVIP

河南曲剧卷席筒 先秦时代，河南的音乐、歌舞、杂技和优人的表演已相当盛行。《吕氏春秋·古乐》篇记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葛天氏之乐”；《论帚》、《礼记》、《诗经》等典籍中记有春秋战国 时代的“郑卫之声”；《诗经·陈风》中对宛丘山下那“无冬无夏”的民间乐舞作了生动描述，《列于·说符》记述了宋国的兰子脚踩高跷，舞弄七剑，其中有五剑飞舞在空中的杂技技艺。反映先秦时期文化艺术活动的地下文物在河南更是大量出土，如舞阳贾湖的八千年前的七孔骨笛，禹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的西周时期的青铜面具，信阳长台关出生两战国时期的十八弦锦瑟等。与歌舞活动紧密相连巫的活动当时普遍存在，安阳殷土的一些辞中记载着这种活动。祀神、折年、驱病、问战、调解纠纷经常由巫装扮鬼神雇弦乐歌舞中进行。如信阳长台关出土的十八弦锦瑟上就画有女巫的生动画像。另外，在春秋战国时代，河南境内诸侯国的国王、贵族们已有蓄养优人之风，《韩非子·内储说上》曾有侏儒劝谏卫灵公的具体记述，贾谊《新书》也提到卫懿公”贵优而轻大臣”。 汉代是一个歌舞百戏十分兴旺的时代。特别是东汉，南阳是刘秀发迹之处，洛阳乃当时之国都。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关歌舞百戏场面的达百块之多，其中有近似。“总会仙倡”的表演画面，也有“东海黄公”的类似形象。当时的《东海黄公》虽仍属角抵之戏，但已经有了服装和化妆，有了假定性故事，竞技表演必须服从假定性的故事情节。两个竞技者，其一必须装扮为绛增束发，手持赤金刀的东海黄公，另一个必须装扮为猛虎。这个节目或与此类似的节目在河南的演出较为广泛：郑州新通桥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巩县柴稍出土的陶灶上都有这样的表演画面。在密县出土的汉墓中的宴饮百戏壁画上，画有歌舞杂技表演与鼓乐伴奏的场面。西起灵宝，东至项城，不少地方出土有上绘歌舞百戏演出图像的陶楼。李尤《平乐观赋》所描写的洛阳平乐观演出的。“戏车高童”、“吞刀吐火”、“骑驴驰射”、“侏儒巨人”、“鱼龙曼延”等节目，均是集歌舞、杂技为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具有高超技艺，而且有了布景道具。 汉代中原地区传统的驱傩活动声势盛大，张衡的《东京赋》对此曾有详尽描述。洛阳老城出土的西汉墓葬中绘有驱傩壁画，“方相氏”、“饭子”装扮怪异，边歌边舞，场面壮观。淮阳平粮台也出土有“方相氏”巨俑。 这些丰富多彩的歌舞百戏及俳优侏儒的表演，为河南戏曲的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 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局面，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空前繁荣，国都汴粱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京洛阳、南京商丘，也都相当繁华。北宋的京城汴粱与唐代的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相比，城市结构、城市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的长安，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全城只有一百零八个坊，仅东西两个商业集市，一到夜间，坊门关闭，执金吾巡街，城市一片寂静，缺乏夜生活。北宋时期，整个中州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商人、手工业者大量涌向都城。特别是城市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太祖乾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六十七)到了仁宗庆历、皇佑年间，城市的“坊巷制”彻底瓦解，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载，当时夜市已经通宵达旦，“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产生了对娱乐的强烈需求。 《宋史·乐志》记载，“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都。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潘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同时还设有“钧容直”和“云韶部”。每遇朝廷大宴，每到农历三月初一开金.一直到北宋末年均是如此。 民间的艺术活动更是生机勃勃，发展迅速，并且表现出与官方艺术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宋史·乐志》载，太平兴国(976年至983年)期间，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又说“真宗不喜郑声”。从王曾的《王文正笔录》和王巩的《闻见近录》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到当时官方乐和民间乐相互对立酌情况。《王文正笔录》载；“驸马都尉高怀德，以节制领睢阳岁久，性颇奢靡，而洞晓音律，故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民居繁夥，倡优杂户，厥类亦众。然率多鄙俚，为高之伶人所轻诮。每宴饮乐作，必效其朴野之态，以为戏玩。谓之“河市乐”，迄今俳优常有此戏。”尽管这些贵族和贵族的伶人们看不惯民间的“河市乐”，笑其鄙俚朴野，但“河市乐”却在不断扩大影响，渐为四方商贾所熟知。《闻见近录》记载；“南京(今商丘)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园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宴设，必召河市乐人。”河市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