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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灌输方法 　　摘 要：理论灌输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长期以来，理论灌输法在众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居于核心地位。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已有的观点中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方法应该不断创新，以适应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时代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法；创新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3.008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6）03-0034-04 　　自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产生以来，理论灌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虽然一直被坚持，但却饱受争议。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灌输法的看法和态度各不相同，近三十年来发表了大量论文，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灌输作为传统教育方法的典型，将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解决的学科问题。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对灌输的定性问题 　　理论灌输究竟是由谁提出的，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从“灌输论”的思想萌芽来看，应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从“灌输论”理论化、系统化的最初过程来看，考茨基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灌输论”在理论上的完善、在实践中的运用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来看，却应该归功于列宁。[1]列宁的“灌输”思想是他在指导俄国无产阶级斗争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1894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主义者？》一书中，列宁通过引用考茨基的话提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并灌输给工人。”[2]1900年12月，他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的社论，进一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政党”[3]。1902年，列宁完成了一本具有革命宣传性质的著作，即《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在该书中，列宁系统提出了“灌输”思想，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此时，灌输的对象是无法自觉产生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意识的工人阶级。 　　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理论灌输法界定为“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方法，主要包括理论讲授、理论学习、理论宣传、理论培训、理论研讨等具体形式”[5]。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灌输”从来就不是仅仅被贴上方法的标签，学界对灌输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除了将灌输视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外，还有人将灌输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本质、模式和理论依据等。而灌输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无疑受到了普遍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灌输”是特定历史时期向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有效的方法，能够十分有效地使人们接受先进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尤其应该提倡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有学者提出：“灌输教育不仅经过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迄今为止很多别的国家和地区还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应用灌输教育。”所以“灌输教育不仅不能否定和削弱，反而还应该继续加以坚持和强化”[6]。还有学者通过对以反对灌输为起点而形成的自由选择的道德教育在西方的失败，形象地向我们描绘出倘若没有对基本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的正面灌输和引导，那么学校教育将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和功能，因此得出“强制性的灌输也并不必然就是一件坏事”这一结论。[7]就连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灌输理论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强迫学生去接受道德事实、道德价值和行为确实不好，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要成为的那种人是未来社会所要求的人，而由社会所需要的这种人与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些潜能之间存在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按社会的要求去限制、规范我们的行为、欲望，我们就不能形成一种社会人格，甚至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这一过程虽然痛苦，却是必要的，如果说这就是灌输，那么灌输就是不可避免的。”[8]有学者通过对当前我国面临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冲击的严峻形势的描述，批判了“灌输无用论”“灌输过时论”以及“灌输应急论”等三种当今比较流行的对待“灌输教育法”的态度，充分肯定了灌输教育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9] 　　第二种观点认为“灌输”是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人们去接受某种信仰和理论，既不符合人性，又缺乏艺术性。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思想观念多样化、主体意识增强，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