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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远征始末2 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二)东进浙江 一 东进浙江的战略 　　 　　1858年4月15日，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克浙江江山县，开始了在浙江长达四个月的活动，其间，围困衢州三月，一度攻占了浙西南的广大地区；同一时期，跟随石达开作战的杨辅清率部挥师福建；两地太平军声气相通互为应援。 　　 　　有关石达开的这次入浙，向来史家多以为是无目的的流窜，是坚持分裂的表现。有的论者虽然承认这次军事行动减轻了天京方面的压力，却认定这仅仅是“客观效果”，而不承认是有计划的主观努力。如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便说：“这是一条最不可取的路线，进入浙江、福建都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是石达开消极行动，缺乏信心的表现……石达开进军浙、闽，客观上确实减轻了清军对天京的压力，但这并不是石达开有意这样做的，只是由于石达开入浙，清军大动了干戈，才在客观上减轻了天京的压力。” 　　 　　前章曾提到的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奏附片可以证明，一直以来人们对石达开入浙行动的两种指责都是不合事实的。奏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即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 　　 　　这一奏片系来自清廷档案，不可能是伪造。奏片在咸丰七年九月就已送到北京，石达开却在半年之后才向浙江进军，而当时清廷上下猜测石达开的进军方向有皖，鄂，赣，闽，粤五种，浙江却在意料之外，德兴阿若非真正见到石达开的本章，他不会、没有必要、也不敢信口开河地在六百里加急中捏造石达开欲“窜扰浙江”的“伪章”和“洪逆伪批”，且奏片中提到的李秀成会合张洛行开赴长江下游后来也成为事实。这一奏片说明，石达开在离京数月之后对自己的行动仍向天京报告，洪秀全也仍有批复；石达开仍能以“通军主将”名义指挥各地将领，包括未随他远征的部份将领，他的东进浙江并非临时起义的“盲目流窜”，或者不顾大局的“分裂主义”，而是一个早有预谋，曾经报经洪秀全本人批准的内外线协同共解天京之围的方案：在内线，由西线太平军主要将领直接应援天京；在外线，由石达开和杨辅清相互呼应，进军浙闽，减轻天京压力，打乱清廷部署，为天京城下的解围战创造战机。 　　 　　针对这一奏片，近来有学者扬言，片中所提援应天京的将领都未随石达开远征，因此只是石达开明知这些将领拒绝“分裂”而故作姿态，故意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出于自己的命令，送一个“顺水人情”而已。 　　 　　窃以为这种推断完全不合情理----须知，德兴阿截获的不是布告，日记，也不是信函，而是石达开上给洪秀全的奏章。石达开上这份奏章的时间正在洪秀全赠其“义王”金牌前后，作为当时太平天国毫无疑问的第二号人物上给第一号人物的直奏，旁人是无权也没有机会看到的。如果石达开是故作姿态，也只能是作给洪秀全一人看的。以洪秀全的心机之深和对石达开的疑忌之甚，难道会被这种伎俩蒙骗？以石达开对洪秀全的了解，难道会对其有如此低估？这种“故作姿态”除了凭添洪秀全的反感，进一步恶化君臣关系之外，对石达开还有任何益处可言吗？难道石达开能预料到这份奏章将被清军截获，保存于故宫档案，流传到后世而成为给他“定案”的旁证材料？或者他仅仅为了这种“可能性”而故意把自己的军事计划泄露给敌人？---- 何况德兴阿的奏片并非截获于送往天京的途中，而是洪秀全作出批复后送往石达开军中的路上！更何况，洪秀全正愁捉不到把柄打击石达开在军民中的崇高声望，如果石达开竟敢公然欺君，把各位将领们的自觉行动说成出于自己的命令，只要洪秀全将此奏传示各将，石达开岂非弄巧成拙，自绝于诸将，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声名狼藉？石达开会愚蠢到去编造一个如此容易被戳穿的授人以柄的谎言吗？这种诠释史料的手法给人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感，实在令人遗憾。 　　 　　石达开与天京方面及没有随他远征的将领间所保持的合作关系后文另有说明，在此谨提供另外一条与德兴阿奏出处不同史料：《东华录》咸丰卷载福兴奏片奏称，据俘获之太平军人所供，天王以天京被围，数次派员赴抚州求援于石达开，“达开乃统全军分为六起，号称十余万，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这再次印证了德兴阿奏片所说的石达开为回应天京的“求援”而作出进兵浙江决策的说法。(此处提到进军浙江的太平军“号称十万”，按当时太平军各部常常有意夸大自己的兵力，如北伐军有“以一为四”的习惯，即对外宣传时将实际兵力夸大4倍，因此石达开部入浙兵力“号称十万”，实际兵力在3-5万当是合理估计。) 　　 　　1853年至1856年，天京城下连续进行多次会战，从未用过进攻浙江作为配合，为什么到了1858年时石达开会想到利用攻浙减轻天京压力呢？ 　　 　　这恐怕要追溯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