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前前后后.docVIP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前前后后 1993年,意大利记者奥丽亚娜·法拉奇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当时，成百上千的学生乘公共汽车前往中国社科院听讲，把整个演讲大厅及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波澜壮阔的场面，前所未有。法拉奇那种受欢迎与受崇敬的程度，绝不亚于一个“先知先觉”。对于很多听讲的人来说，他们去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感受那种热闹的氛围，而是聆听思想，感受一种光辉的力量，甚至还有一种感恩的情怀。正如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所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阅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确实，法拉奇在世界很多角落都代表着自由，代表着勇气，是公允新闻的源代码；在很多场合，法拉奇所受到的礼遇，也如同朝圣者的虔诚一样浓郁。 1980年8月21日、2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118厅，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在两次共4个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重点谈了对毛主席的评价，并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向外国记者讲解中国自拨乱反正后的路线。当时，中国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需要客观地了解。尤其是在拆除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时，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对国内外阐述立场，让公众对此有一个清晰地认识。邓小平会见了这位女记者，通过她的笔，实现了工作与世界的这种沟通与宣传。当西方各大报纸连载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全文时，世界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有了全面的认识。这篇采访，也收录在《邓小平文选》里，成为仅有的两篇“答记者问”之一。 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机遇，但又是挑战 奥丽亚娜·法拉奇，1930年6月29日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记者，她曾经被誉“世界政治采访之母”，“和著名政治家纵谈天下大事的能手”。同时，她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先后出版有散文《一个男子汉》和《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作为２０世纪最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之一，她最擅长捕捉时机采访新闻，并运用文学化的新闻工作表达自己。在谈话与行文时，把她“自我”的一切突显在话语或作品的内容中。她的大部分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行销于全世界。法拉奇不仅以其行为去实践着她心中理想，甚至成了一种象征、文化上的奇迹、或者思想上的谜。圣·阿里科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 “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法拉奇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素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她曾采访过数十位政坛首脑和风云人物，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前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印度的甘地夫人、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等等。尤其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她被人们视为一种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广为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人士所喜爱。 但是，对于被采访者，法拉奇却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女记者。法拉奇提问刁钻尖刻，并在访问时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于被她采访的那些人，她都有自己的评价，喜欢谁，不喜欢谁，她都“爱憎分明”。例如，面对不可一世的卡扎菲，法拉奇不惧强权，同样尖锐过人。当卡扎菲高傲地说“我是福音”的时候，她不屑地打断并质问他：“停住，停住，你说什么？你信真主吗？”卡扎菲不明白她的话，又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法拉奇说：“噢，我以为你就是真主。”一听这话，卡扎菲被气得像发怒的狮子一样哇哇大叫，吓得在场的摄影师和翻译人员都有些发抖，而法拉奇却镇定自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最后，卡扎菲也只好跌坐在沙发上，继续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她去伊朗采访霍梅尼，对霍梅尼的批评也十分尖锐，从上到下都用一件大黑袍子盖着，只露出两只眼睛，像个“巫婆”。霍梅尼坐在上面，她盘腿坐在下面。她当时就很忿怒，觉得受了侮辱，又觉得这是不平等的对话，像在“受审”，心里忿忿不平。当然，最“精彩”的还是她和亨利·基辛格在1972年年底长达两个月的喋喋不休的争吵。1972年11月，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采访很不愉快，基辛格当时很“傲慢”。结果被法拉奇抓住了把柄，一时间报纸和电视都对基辛格发起了攻击，尼克松总统特也对基辛格十分生气，一度冷落他。在采访的时候，法拉奇一时说基辛格“是一个冰冷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