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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系统律师环境学习材料 一、律师执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一）“三难”顽疾久治不愈 律师执业的法制环境不宽松是一个全国性的敏感话题，“三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问题长期存在，严重制约律师执业权利的有效行使，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表现最为明显。 一是会见难。虽然刑事诉讼法第96条，律师法第33条等都对律师会见程序有明确规定。但从具体操作情况看，除看守所、雨城区公安分局外，其余大部分县（区）和部门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问题上都缺乏规范地流程，案件承办人员以各种理由推诿、阻挠律师会见，或者限定会见时间和谈话内容。甚者，强制律师摁手印，会见时摄像录音等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是阅卷难。阅卷权是保障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但自刑事诉讼法为避免出现法院“先入为主、未审先判”的情形而出台“庭审前案件卷宗不全部移送法院”这一规定后，律师在庭审前查阅、摘抄、复制卷宗就受到很大限制，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查阅的仅限于司法文书一类证据材料，从而导致律师在法庭审理阶段现阅现看、现炒现卖，严重影响了庭审辩护质量，对保障人权、制衡权力极为不利。 三是调查取证难。一方面，很多单位和部门擅自设置各类“土政策”，违规限制、阻止律师调查取证。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对律师执业的保护制度不健全，广大律师调查取证危险因素加大，唯恐被“伪证”二字牵扯，避之尤恐不及。 （二）各类风险日趋增大 一是生存风险。律师群体的意外伤害、疾病、养老等社会保障不够健全，尤其是青年律师，进入律师行业的同时，需要“净身”，需要辞去其他一切与律师无关的社会职务，一旦无法接到案子，就不得不面对“零收入”的现状，甚至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 二是人身安全风险。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难免会“得罪”人，“被报复”、“穿小鞋”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也是当前侵犯律师人身权利案件日益增多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定位有失偏颇 一是社会认同度不高。受传统文化影响，特别是《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不准，加之部分律师素质不高，媒体报道以偏概全，使公众对律师群体的认识还停留在律师“替坏人说话”、“钻政策、法律空子”的层面，仅仅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个体户”，根本不能和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相提并论。甚至在部分领导及司法人员眼中，错误地认为律师的工作就是专门给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制造麻烦，专挑党政部门的工作漏洞，煽动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律师的社会地位因此大打折扣，以致执业过程中遭遇种种不公正、不受尊重的待遇。 二是律师社会使命感的缺失。目前，多数律师仍将律师职业看做单纯的挣钱行业，缺乏比较崇高的工作目标和社会责任感，这种立足于自我本位的思考方式直接影响律师执业心理的健康发展，导致律师界出现唯利是图、玩忽懈怠、诚信缺失等各种问题。 二、解决当前律师执业问题的难点 一是社会对律师的特有价值和律师制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许多认知滞后于社会现实，有的将律师看做当事人一方的附庸，有的拿西方发达国家的律师制度套用我国现行律师模式，因此，如何引导社会公众对律师及其制度的理性认识，值得思考。 二是受传统因素影响，司法机关和干警公权力特权思想浓厚，片面夸大其代表国家行使的强制权力，这一现象比较普遍，也是产生“三难”问题重要原因。 三是现行律师的相关规定模糊、笼统，部分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适用或完全适用会带来其他不利影响，这又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难题。比如职务犯罪案件，因其隐蔽性强，且牵扯到窝案、串案、弃权受贿等问题，一个案件往往不只涉及一两个当事人，律师何时介入比较合适？各方角度不同，主张各异。 四是口号式的宣言缺乏必要的救济途径，新律师法赋予律师的权利不可谓不多，但是坐拥这样一部法律，为何律师执业仍陷“四面楚歌”之境，值得我们深思。 三、要在切实解决律师执业中的困难和问题上下功夫 （一）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律师的特有价值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律师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工作者社会群体，它不掌握任何国家权力，但却与掌握国家司法权力的国家公务员一样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律，保证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使命。按照现代诉讼理念，律师是控辩平衡力量。如果我们将法治社会看作是一座由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根柱石支撑的大厦，那么，司法这根柱石的三维则由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构成，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弱小、萎缩甚或缺失，都会令这根柱石结构失衡，司法柱石一旦失衡，则整个法治大厦危在旦夕。可以说，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其生存有赖法治昌明，其发展依靠相互认同，正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国自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广大律师在我国加快民主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