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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建交的原因和经过 “尼克松旋风”刮向日本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迅速刮向全球，引起各个国家和各方人士的震惊。而震惊力度最大的，当属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 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又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环，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与台湾方面签有《日台条约》，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本质改变，日本也必须做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因此，改善对华关系，就成为日本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奉命开始进行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准备工作。 中日高层接触的前奏 1971年8月，一直致力于中日民间交流和贸易的松村谦三先生去世。周恩来派资深外交官王国权赴日，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王国权时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周总理给王国权的指示是：此番赴日，实际上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状态下开展的吊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与日本各界广泛接触。鉴于佐藤首相执行支持台湾的政策，王国权不主动接触佐藤。 第二天下午1时，松村谦三的葬礼在东京一寺院举行。王国权在松村先生遗像前就坐。不一会儿，佐藤首相进来，他走向左边隔着两个座位的王国权先生，同他握手并寒暄：“远道而来，辛苦您了，谢谢。”这是日本总理大臣第一次同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要人握手。散场时，佐藤又一次走过来说：“请您向周恩来总理问候。”王国权答：“谢谢。” 佐藤首相正式宣布辞职后，田中内阁成立。不久，田中首相做了如下表态：“当务之急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我们要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下，积极推行和平外交……要一口气解决日中关系。”对田中的表态，周总理迅速做出反映。在欢迎也门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周总理说：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到期就下台了。田中内阁组成后，表明在外交上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然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其中战争赔偿就是敏感问题之一。中国高层决定“放弃战争赔款要求”，这是为什么呢?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三点说明。这三点是：1.在中日邦交恢复之前，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已经在我们之前放弃赔款要求了，共产党的度量应该比蒋介石大。2.日本既然要求同我们恢复邦交正常化，就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心的是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的态度，有利于把日本拉向我们这一边。3.如果要求日本就战争进行赔偿，这一负担最终必然落到日本人民头上，迫使他们处于困苦之中。这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是不相符的。 竹入义胜——“日本的基辛格” 中日之间高层领导人的最初接触，需要有个能起沟通作用的桥梁。谁能担当起这项特殊使命呢?他必须是一位热心于中日友好、能够为双方首脑所信任，而且能够做到绝对保密的中间人。周总理的眼光投向了日本公明党。因为1971年8月初王国权访日后，在给周总理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公明党，认为它在日本是个很有民望的政党。周总理对公明党十分关注。其次是当公明党第一次访华时，在周总理与竹入义胜委员长的会谈中，竹入能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就中日关系陈述自己的意见。对此，周总理印象深刻。再其次，就是据东京的信息，竹入委员长与田中首相交往甚密。此外，从保密上考虑，他也是可以信赖的。 不谋而合，田中首相也选中了竹入委员长做“日本的基辛格”，让他与中国接触，传递双方的意图。 7月25日，负有特殊使命的竹入委员长率公明党代表团一行三人，由东京羽田机场起飞，取道香港、深圳、广州，于晚上10时许，抵达下榻的北京饭店，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已经等在那儿了。 27日起，周总理与竹入举行了三轮会谈。 第一、二轮会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战争赔偿、和平友好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尖阁岛(即钓鱼岛)等问题。 第三轮会谈开始，周总理开门见山地对竹入先生说：“今天说一说我们中国的想法。然后郑重地拿出《中日联合声明草案》手稿。该草案共八大项，重点是：1.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2.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3.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为了照顾日本政府的具体情况，在台湾这一棘手问题上，周总理提出三点默契事项：1.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2.《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从台湾撤走驻台湾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并采取有效措施让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撤出日本。3.二次大战后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时，会给予适当的关照。 竹入先生等三个日本使者拼命记录周总理宣读的《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