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为何变坏？总结.doc

会计师为何变“坏”？ 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意识的作奸犯科，而是无意识的偏向。 2002年7月30日，在美国白宫东厅举行的一个由国会两党领袖出席的仪式上，美国总统乔治 ? 布什正式签署了《2002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对公司责任作出了新的规定。最近美国国内接连不断的财务丑闻，已经开始使公众对美国企业的信心大受打击。有鉴于此，美国参众两院以创纪录的速度和压倒多数的得票通过了这项涉及面很广的法案。该法案不仅给公司管理人员带来了新的法律约束，而且还对揭发公司不当行为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然而最重要的是，它将会计业置于联邦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将成立一个监管委员会来监督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该委员会拥有充分的权力对腐败行为严加惩处。对于会计欺诈行为，该法案还制订了严厉的刑事处罚条款，其中包括长期监禁。布什宣布道：“低标准和虚假利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就好了。 接二连三的会计丑闻规模是如此之大，对涉案公司员工和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是如此之巨，难怪政府和公众会认为其根源是作奸犯科——不道德的会计师为保护同样不道德的客户而伪造财务数据。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严重的会计错误一直如瘟疫缠身，在公司审计中挥之不去，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也因此屡遭巨额罚款。毫无疑问，某些会计错误确实源于欺诈。但是，将绝大多数错误都归咎于处心积虑的作奸犯科，不啻于相信整个会计行业都充斥着狡诈之徒，然而，任何与会计师合作过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结论并不属实。就现行的公司审计活动而言，更为致命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审计本身极易受无意识的偏颇倾向影响。由于会计工作自身固有的主观性以及会计师事务所与其客户之间的密切关系，即使是那些最诚实最审慎的审计师也会在无意中扭曲财务数据，掩盖客户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从而误导投资人、监管者，乃至客户公司的管理层。事实上，甚至是那些貌似骇人听闻的财务丑闻――如安达信（Andersen）对安然公司（Enron）的财务审计——究其本质或许只是一系列无意识的偏颇性判断，而非处心积虑的犯罪计划。 与有意识的作奸犯科不同的是，无意识的偏颇倾向并不会被监禁处罚的威慑力所抑制。要根除偏颇倾向或者至少削弱其影响，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客户的动作方式。如果我们真的想重新恢复公众对美国审计制度的信心，仅仅依靠《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我们需要采纳的做法和规定应该对偏颇倾向的存在有足够的认识，并且能够削弱它的不良影响。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对由上市公司披露并经专业会计师认可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感到放心。 偏颇倾向的根源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我们的愿望会大力影响我们解读信息的方式，甚至在我们力求做到客观、公正时情况也是如此。当我们希望得到某个结论时，我们经常就会下这样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总会认为自己驾车比别人技高一筹，自己的孩子比大多数孩子更聪慧，自己投资的股票或基金将要比市场总体走势更好——即使明摆着与事实相反也坚信不疑。在不知不觉中，对于那些与我们希冀的结论背道而驰的事实，我们往往会先吹毛求疵，继而否定它们的存在；而对于那些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迎头拥抱。对于自己带有倾向性的信息处理过程，我们毫无察觉，因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判断不带任何个人偏见。 许多实验已经证实了利己倾向（self-serving bias）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实验向我们展现了这种倾向是如何扭曲法律谈判的。 我们1997年发表在《斯隆管理评论》（Sloan Management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曾经描述了这样一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受试人两人一组，分别扮演一起摩托车和汽车相撞官司的两造原告——摩托车驾驶员；被告——汽车驾驶员。两造的扮演者都拿到了警方报告、医院验伤报告、证词以及与该官司相关的其他材料。他们任务就是协商解决本案。如果协商不成功，则由法官裁定赔偿金额，而事故双方也将被罚以重金。最后，在正式开始谈判之前，实验要求每个受试人都预测一下，如果协商不出结果，法官会裁定原告得到多少赔偿。为了进一步避免偏颇倾向的干扰，每个角色的扮演者都被告知他的谈判对手不会看到他的预测，而且他的预测也不会对法官的裁决产生丝毫的影响。 实验结果颇令人震惊。“原告”们预测自己可获得的赔偿金额都倾向于超过“被告”们预测的金额。这是利已倾向的一个典型例子：虽然得到的信息完全相同，但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每个人的结论都对自己有利。此外，双方预测的赔偿金额差异的大小，也很好地反映了双方达成协议可能性的大小。谈判双方各自认为的合理赔偿金额差异越大，他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越小。 如何才能抑制产生利已倾向的冲动呢？在随后的实验中，为了减少受试人的偏颇倾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