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时候公共卫生管控的困难简述.docVIP

对古时候公共卫生管控的困难简述 ; 1943年,成都开始建设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来水厂[11],并于1946年6月开始销售自来水。然而,这个自来水厂规模较小,而且管网不入户,只在全市设置售水站9处(1948年增加至17处),故而难以普及“,居民仍主要饮用井水”。[12]在不可能完全用自来水代替井水和河水的情况下,治理水井和河水的污染遂成为更加现实的方案。其中,河水污染的治理主要是要解决沿河的垃圾堆放及清运问题,这方面的实践情况在后文关于环境卫生的部分我们将会介绍,此处仅提及其实践结果,即政府远远未能履行计划的垃圾清运职责,而河水污染的问题也始终没能得到改观。结果,当1945年成都发生水灾的时候,一场惨烈的霍乱便席卷全城,导致了至少3300余人死亡。[12]就水井管理而言,政府的确颁布了一些关于水井的选址、工程构造及使用规范方面的法规。例如,1939年,一个由“省新运会发起、并邀请市党部、市政府、市商会、省会警察局及所辖各分局共同组织”的“成都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在其制订的《成都市清洁运动实施办法》中,即对水井的使用进行了如下规定:1.不得于附近洗脏物;2.附近不得倾到(倒)污水;3.附近不得设置厕所便池;4.不得在附近小便;5.厉行消毒。[13]不过,由于这个清洁运动委员会并非常设的政府机构,故上述规定仅在新生活运动会组织清洁检查时进行过一些宣传,自不可能产生足够约束力。到1942年,成都市政府决定将水井管理纳入日常性市政管理,并颁布了《成都市政府卫生事务所卫生稽查员服务规则》,其中规定:1.井口须有木盖。2.井口周围必须清洁,不得堆积垃圾及有污水囗囗。3.井口附近不准洗濯衣服。4.非饮用水不准汲供饮用。[14]然而,这个规定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具文。因为市民为图一时方便,在井边倾倒污水甚至随意污染井水的行为已成积习,而负责管理包括水井在内的全市各种卫生事务的成都市卫生事务所仅有一个员额为8人的卫生稽查队[15],实不可能管理全市近四千口水井。[16]结果,在瘟疫爆发期间,有市民仍然在水井旁边洗衣、倾倒污水。例如,1945年霍乱大规模流行,一名居住在中山街的常太婆竟然多次“收集染霍乱病死衣服于本街吸井傍濯洗”[17],且“街民阻挡无效”,导致这条街的居民“受霍乱传染已死者十有余人”。[18]不仅水井的日常管理无法落到实处,对临近污染源及构造不当的水井的改造工程也未能普遍开展。本来,卫生事务所一度雄心勃勃地计划要将全市所有不合卫生的公井加以改造,私井则“饬令井主速行改建”,并“派员严加稽查”。[19]然而,到1943年,卫生事务所发现根本不可能得到相应的经费。当时该所的一份工作报告称:“本所本年度环境卫生费预算为50000元,以战时物价之奇昂,及水井数量之众多,实不足以言改建”。[8]不得已之下,市政府决定“从最小范围逐渐推广”,即以骆公镇为卫生实验区,先行改造骆公镇辖区的六口公井。[20]骆公镇是当时成都所辖的32个镇中的一个。对骆公镇六口公井的改造工程于1944年2月完成。[21]然而,在骆公镇的六口公井改造完毕后,政府再也没有财力将此工程在全市推广———整个四十年代,政府再也未能改造过骆公镇之外的第七口水井,改善全市井水水质的计划最终成为空中楼阁。; 环境卫生管理; 成都的市区清扫及垃圾搬运素由省会警察局负责。由于清洁队伍规模不足,市区清洁工作长期未能彻底进行。1945年,全市“共有清道夫二百余名”,这些清道夫待遇菲薄,“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而且连扫运工具也“概属清道夫自备”。[22]按照卫生事务所的估计,全市“每日约产垃圾三十三万市斤”。[23]这些垃圾通常被运往城外的临时堆放地点,那里“有农民自备垃圾船四、五艘,经常将城外临时垃圾场之垃圾运至乡间作肥料等应用”。[24]这就是说,如果要将全市每日产生的三十三万斤垃圾全部清运出城,平均每名清道夫每天得用落后的工具清运1600斤左右垃圾———这是显然不可能的任务。本来,清道夫的职责既包括市区公共场所的清扫,也包括将市区垃圾运送至城外的堆放地点。结果由于人手不足,不但不能彻底清运垃圾,清扫工作也几乎被省略,以至于市民抱怨说,“成都市显然没有清道夫。只有一种运垃圾的人。他好像其他的运输行业一样,有权拒绝载运他所不乐于运的东西,因此街面要居民负责打扫,而扫起来的垃圾不一定全被运走,剩下那些东西当然渐渐囗起来”。[25]垃圾无法及时清运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清扫工作失去意义。当时舆论批评说“,把街面上的垃圾扫在街旁边堆着,或是把城里的垃圾送到城墙缺口旁边堆着,这样和三岁的小孩子把嘴唇上的鼻涕揩在袖管上有何分别。然而我们成都市却习以为常。”[25]这样一来,市区各处的污秽脏乱不但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隐患。1938年夏,一位市民便致信《新新新闻》,力陈“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