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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 　　(文/阎云翔 UCLA人类学系) 　　我在2006年写过一篇英文文章来探讨中国的80后一代的群体特征，发表在《当下的历史》(Current History)2006年第9期。我当时的看法是，这代人集享乐的个体主义与脆弱的实用主义于一身。在私人生活领域，尤其是在处理与父母乃至亲朋的关系时，他们表现很强的自我主义倾向、对权利敏感并勇于寻欢作乐、追新逐潮。但在公共生活领域，他们却是安分的实用主义者，选择以最安全的方式来谋取考试分数、教育回报、收入、权力乃至声誉的最大化。这一代人从小便生活在一种张力之下。他们的父母望子成龙，希望他们从童年时代就按照严格的程序走，不可浪费任何时间。 在该无忧无虑的年代，他们已经开始担忧考试分数和成长道路之类的问题。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一个疑问：没有童年的这一代人长大之后会不会有真正的青年时代？ 　　如果我们按照通行的标准将青年文化界定为一种以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亚文化，当代中国很可能谈不上有青年文化。比如，拿农村青年来讲，他们要的是什么？其实是要跟城市青年一样，他们心目中城市文化就是他们的文化，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要追求的生活方式。而占人口少数的城市青年，要做的就是念好大学，做白领，践行那一整套父母为他们设计的程序。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不存在具有反主流文化特点的青年文化的。这是我在2006年就有的看法。但是读了前段时间大家对青年文化的讨论，我觉得还有再讨论的必要。 　　批评青年无理想的误区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有一篇名为《莫让青春染暮气》的评论文章，引起很多讨论。该文的中心观点是青年不应该暮气沉沉，应该超越物质主义的考虑，具有理想和献身精神。而献身的对象，更多的是体现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国家、社会等等。这种思路和1980年“潘晓公开信讨论”、1988年“蛇口风波”大讨论时的传统观念差不多；即，真正理想境界的青年理想主义，就是要具有牺牲精神，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体利益，以追求更大的目标。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在当前已经失去了现实针对性。 　　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目前还在经历的个体化过程。这一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在价值观层面越来越多的个体认为，自我利益具有正当合法性。自我主体性增强，“为自己而活”成为人生的主要目的。尽管这一观念被接受的透彻度会因人而异；而且很可能所谓的“为自己而活”只是从物质层面上讲，比如只要车和房；而不是从超越层面上来讲，比如，人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并且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做出牺牲。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方向是越来越明显。 　　二是从客体层面来讲，整个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制度性的变迁。国家逐渐对社会松绑，也从原先对国民生、老、病、死都全面负责的状态中逐渐撤出，要求个体承担更多的责任。与此同时，国家就不可能不支持个体权利的追求。因此主体要求更多的个人权利也变得理所当然。 　　如果忽略了这一大的背景，还侈谈个体要为群体做奉献、做牺牲，要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只有这样才算有理想，我觉得未免文不对题。 　　网络上也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对《莫让青春染暮气》的反对声音，核心是说，社会如此不公平，“我”凭什么有理想。我觉得这也没道理。当年共产党人开始闹革命，社会更不公平。从绝对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壁垒来讲，我相信，20世纪之交的中国，肯定比现在更不公平，流动性也更小。但那个不公平的时代并没有排斥那些人有理想。换言之，社会不公平也可能成为激发理想的机制，而不一定导致没有理想。某些持自由主义观念的人指出当代青年缺乏理想是因为政治上不够开放，包括舆论和公共空间的不够开放。但是，这也不一定。不开放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变革的动力和理想。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有一些偏颇之处。下面我想在被大家忽略的地方，谈点自己的看法。 　　实用主义的孩子缘自父母 　　我一直在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50后60后这一代，作为80后、90后的父母，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有什么理想？像《人民日报》评论员所期待的青年的那些理想，我们还有没有？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那么， 缺乏理想主义的父母怎么会教育出有理想的青年？举个简单的例子，巴金的小说《家》中，那一代老的封建家长是有理想的，他们相信古代的那些封建观念，所以极尽全力去维护，所以才有了下一代的反抗，然后才激发出了下一代的理想。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因为两代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有冲突，所以才产生了新的理想。或者说意识形态本身包含了理想主义的层面，它会激励新理想的出现。 　　比如为了婚姻的自由，为了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50后60后那一代会离家出走。但是现在父母和子女的冲突是什么？全是钱财的问题，价值观上没冲突。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80后的离婚问题。从2010年以后，80后离婚的个案急剧增加，基本上占所有离婚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