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炼石补天.docVIP

筚路蓝缕 炼石补天和诸多中国学者的文化心理相通，当我拿到《赤峰红山后》这部中文译稿的时候，心情同样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源于情感与专业的纠葛。穿过80年的烟云风雨，我们应该有能力廓清许多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知的惟一标准，那么时间则是沉淀真知的惟一工具。80年的时光，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可以称之为时代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中日两国发生了那样多的生死相搏，恩怨情仇；中国考古事业又有那样多令人身心悸动的发现；中国社会又有了那样多天翻地覆的巨变。1935年至1938年，日本考古学家对赤峰红山后的考古发掘与出版工作，正处于中国抗日战争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之所以令我心情复杂，是因为穿越80年的时空，我们看到：《赤峰红山后》在研究中国北方史前文化时，仍然是不可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在红山文化研究的领域中，这部书仍然是最具基础的文献。令人感慨的不仅仅是80年前的装帧与印刷质量；在这些质量背后，让我看到的是80年前日本学者认真的工作态度、快捷的工作效率，还可以看到他们科学的思考方式、严谨的工作方法。3个星期的田野工作，3年的整理、研究、出版时间，让我看到的是：一批作风严谨、工作用心、协同紧密的近代日本考古学者身影，以及由他们留下来的思考题。抛开日本国家的政治野心与军事侵略的背景来思考，就考古科学而言，在这样一部考古报告面前，不能不令我心生敬意。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日本考古学家在红山后的发掘，如同敦煌文物的命运一样，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疯狂的举动，敦煌遗书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无法想象，也不愿意去想象。事实上，滨田耕作的考古团队到来之前，红山后的盗掘已经十分严重了。那里的沙化亦十分危机了，赤峰老人们述说的“车上房，牛跳墙”的生态危机，在本书的图版中同样得到了印证。按照滨田耕作本人在《序说》中所述“调查这些濒于毁灭的墓地，已经刻不容缓”[1]。在一个不恰当的时空内，抢救、保存下了一批重要资料，或者说是证据，证明我们的红山上还有过红山文化遗迹。回望80年的来路，在尔后的岁月中，有多少文化遗存湮灭在风沙之中；有多少相同的材料消失在“战天斗地”的活动之中；有多少珍贵的文化地层毁灭在疯狂的盗掘浪潮里；还有多少重要的文化信息失落在语焉不详的考古资料中。因此，与其说《赤峰红山后》让我产生遗憾，不如说更多的是庆幸。庆幸的是80年后我还能通过这部发掘报告管窥到红山上之一斑。知耻而后勇，可谓真的知耻。由此我充分理解了当代著名红山文化学者郭大顺先生，在他主持撰写《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时，曾经三番五次提升出版方案、完善研究细节，接二连三推翻出版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越。可见，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科学探索虽然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家。放下这些纠结的话题，我们回归到20世纪的前50年。那是一个中国的文化地理大发现的年代。随着1898年甲骨文的发现，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由中央研究院李济等先生主持了殷墟的15次正式发掘；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成为石破天惊的事件；继而安特生于1921年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遗址；山东的龙山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都有了重要发现。1930年梁思永先生到赤峰考察，曾经预言赤峰的文化十分重要。但是，“国人差不多没有注意到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随着各种文化的发现层出不穷，风生水起，特别是湮灭在历史深处的史前文化，相继重见天日，让人们感受到先民曾经是以别样的方式生存在我们脚下的大地上。赤峰红山后的调查、发掘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发现的背景下发生的。不过，那个时代的文化发现，多是地域性的。人们试图找到各地域之间的文化联系，由于考古材料的稀缺，考古技术的落后，认识水平的局限，不可能不出现相当多的误读与误判。因为认识论中有一句话：人类总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分析、判断所不熟悉的事物。接下来的50年的考古学领域多是进行空间序列整理、文化形态的认识与填充工作。在百年的时间中，数代考古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努力，基本建立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时空序列。可以预测，尔后的重大文化新发现将会愈加稀少了。但考古学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对先民的文化的认识，对我们自己文化基因的分析，将会提上更高的层次。人类不仅关注着自己向何处走去，而且更加关注着自己从何处走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和考古调查。1955年，我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的建议，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专门列出了一章：《关于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书中指出：这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含有长城以北文化的特点，同时含有仰韶文化中彩陶的特点，因此是长城南北两种文化互相影响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正式命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1956年7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猿人”发现者裴文中教授和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