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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将深刻影响世界 2012年09月27日 来源：《法制晚报》 作者：Dwight·Perkins（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人物简介 德怀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原哈佛亚洲中心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带头学者之一。 在过去30年间，德怀特·珀金斯教授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尤其是他对东亚、东南亚与中国问题的分析令人瞩目。探讨的内容包括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农业长期发展、工业政策、东亚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以及东亚未来保持快速增长的前景等。 早在1966年，珀金斯就出版了《市场控制与共产主义中国的计划》一书，在当时尚属一片荒原的中国经济研究领域，他成为最早的先驱之一。从1980年到1995年，珀金斯在他担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期间，领导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广泛研究，写作并编辑了接近20部关于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著作。在1989年，他又编辑了《中国：下一个亚洲经济巨人？》一书，成为最早开始讨论这个今天关于中国的最热门话题的经济学家。2011年牛津字典的编辑把“被挤压的中层”（squeezedmiddle）评为年度词汇，体现在金融危机阴影下欧美中产阶层普遍的挫折感：他们没从泡沫盛宴中得到什么，却要面对泡沫破裂后的通胀、债务甚至失业等问题。 在欧美中产从“中产”落到“屌丝”的同时，中国的中产开始备受世界关注。由于中国GDP屡屡全球一枝独秀，国际上不少经济评论家把中国中产阶层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看做是世界经济的救星。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浪潮里折腾了一二十年的中国中产们生存能力增强了，视野变得更开阔了，而且也拥有了一些话语权。 本报专访国际上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了政治进步，新兴的中国中产阶层正在逐步走向成熟，而这批人的发展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全球经济都有潜在的巨大影响力。过去30年“中国模式”已经成功，现在应有转变。 图：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 《法制晚报》（以下简称FW）：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国际上也开始流行　“中国模式”这样的称呼。您作为最早研究中国话题的经济学家，如何评价这四个字？ 德怀特·珀金斯（以下称珀金斯）：无论按照什么标准，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表明中国找到了适合本国发展的模式。然而，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如果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增长阶段，则可能并不适应这个国家的其他阶段。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功使得人们的工资增长，劳动密集型企业日渐减少，竞争力也逐渐降低。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进入到一个标志着国家经济增速即将放缓的阶段，所有人均收入达到1万至1.6万美元的国家，其增长速度必然下降到5％或者更低，不可能继续保持9％－10％的增速。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保持在6％－7％。中国30年间高速增长带来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一流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增加，但是一定的不平衡也逐渐出现。在所有这些不平衡当中，包括投资率在GDP中所占比例过高，而家庭消费所占的份额偏低，中国现存问题部分是由这一不平衡导致的。 FW：那么，中国应该如何逐步解决现存的不平衡问题？国际上有比较好的例子吗？ 珀金斯：治理腐败是所有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减少腐败案例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清除一些无用的规章制度，政府官员正是依仗这些规章制度去索要贿赂，而事实上那些工作原本是他们应该义务完成的。我认为，在这方面，新加坡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们清除了大部分不必要的规章制度，所以这些调查和腐败出现于数量相对较小的领域。经济发展带动政治进步　催生新兴中产 FW：经济发展是否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进程？中国内部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股这样的动力？ 珀金斯：20多年了，一直都有人在猜测，经济发展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一讨论的核心是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城镇化。确实如你所说，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渐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自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专业人士、上班族、企业家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非工人和农民，数量大增。然后这些人混杂在一起被称为“中产阶层”。这一团体的特点是政治参与热情高，因此被认为有潜力推动民主的进程，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是这样的。未来10年中国中产在迅速增加　将深刻影响世界 FW：您刚才提到了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吗？似乎这一直是个大概的概念。 珀金斯：没错，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整体特点，就是不使用精确描述，对于数据很少达成一致意见。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国内外研究者各有自己的意见，大家甚至将中国中产阶层分为“新兴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所参照的定义不同，各位同仁所认为的中国中产阶层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就各不相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