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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不完美的里程碑 　　有评论称，这次慈善立法是中国改革进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学界和业界诸多专家均认可这一说法，但他们亦表示，这个里程碑并非完美无缺 　　十年之后，中国等到了慈善法―虽然还只是一份草案。 　　201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第一次“闯进”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大门。第二天，通过审议的慈善法草案亮相全国人大网，共有11章115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时距离2004年民政部启动慈善立法已经十一个春秋，期间多少呼吁，多少盼望，靴子就是不落地。 　　与慈善立法多年迟滞、一朝提速形成反差，近十年来，中国慈善实践的发展速度惊人。现在，如果不是有人刻意提起，可能极少人会想到，直到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组建时，“慈善是伪善”的观念在社会上还是根深蒂固。 　　慈善法草案甫一面世，就引来了万众瞩目和热议。截至11月28日，仅《中国慈善家》知道的关于慈善法草案的各种沙龙、论坛、研讨会就不下30场。上至全国人大内司委的法案座谈会、清华北大的专家研讨会，下至慈善组织的内部学习会、胡同社区的街坊讨论会，附议、辩论之声不断。话题包括慈善与政府的关系、慈善与公益的界定、慈善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公开募捐资格的开放等。 　　这一氛围延续了自2013年11月慈善立法重上日程以来民主立法的热烈之风。在草案的酝酿和起草过程中，全国人大内司委多次召开研讨会、征求意见会，广泛邀请政府相关部门、学术界、实务界等多方参与。民间的回应也空前高涨，截至今年2月，有近10部民间版本慈善法发布。 　　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的有关人士，包括实务界的壹基金秘书长李劲、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翟雁，学术界的法学专家刘培峰、公共管理学教授邓国胜、社会学家杨团，一致认为慈善法草案的亮点首先是它开门立法的过程本身。从目前的草案看，它也确实吸收了不少民间各界讨论会和建议稿的内容。 　　杨团说，中国的大事过去都由体制决定和推动，2014年2月以来社会广泛参与慈善立法的实践史上未见。“这次开门立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动力机制，它推动了体制内的思想变革，反过来体制内的变革又通过立法释放了社会的正能量。体制内外的互通、互促正是这种新动力机制的效果。” 　　丘仲辉也认为，这次慈善立法的开放性为公民的社会参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操练场”，在其中，慈善组织、志愿者、捐赠人、受益人、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方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多方观点来看，对于慈善法草案的“吐槽”、争议之声亦不在少数，诸如定位不清晰、慈善与公益混为一谈、缺失对宗教慈善组织、中国慈善组织走出去以及境外慈善组织在华活动的具体规定等等。但是，舆论的基调还是以“点赞”为主，认为目前草案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之后，已经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慈善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应当“保护”；在一些可能导致无限期等待的分歧无法达成共识之前，不妨暂时搁置，并在对一些具体条文提出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尽快推动慈善法正式出台。 　　慈善法明年能否出台？出台后，它能否带动相关配套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成为一部“活法”？各种热议过后，更多的是期待。 　　保护公民做慈善的权利和积极性 　　慈善法草案总则把“自然人”也列入慈善法的适用范围。附则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即使没有登记，也可以开展力所能及的慈善活动，但应遵守本法相关规定，并依法享受相关权益”。 　　杨团认为，在内容上，慈善法草案作为慈善领域的基本法，这是它最值得鼓与呼的地方，也就是对公民做慈善的权利和积极性的保护。 　　多年来，她不断宣讲慈善姓“私”不姓“公”。她强调，做慈善是公民的权利，是公民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推动社会进步，按照自主的意愿自组织起来，尽己所能，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慈善组织也由此而来。因此，她一直呼吁，慈善立法须以“保护公民权利，帮着公民做慈善”为要义。 　　刘培峰持相近的观点，他解释说：“权利的理念是法无禁止即可行，但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观念可能还是政府没有允许就不能做。在这样的传统之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实际上有象征性的意义，为个人和非法人组织抵抗（政府）干预提供了一个机制。” 　　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从慈善法草案来看，它的基本定位仍然不清晰，对于想要调整的范围态度暧昧，这可能导致其中一些促进慈善发展的规定成为空文。但是，普遍来说，各界都比较赞赏它对慈善领域一些热点问题的回应，尤其是在为慈善组织松绑方面。 　　登记难和资源困境，一直是压制民间慈善生长的两座大山。 　　长期以来，中国对慈善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制。也就是说，成立民间慈善组织，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且要找一个政府机关或党政部门做主管―坊间称之为“找婆婆”。然而，为了避免承担风险，相当一部分单位不愿意做民间慈善组织的“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