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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派“第一书记”的若干思考 　　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抓党建、抓扶贫、抓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改善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发挥着空前作用。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风云激荡的百年史，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朝廷委派的官员只到县一级，县以下主要是乡绅自治，也就是由告老还乡的官员、考上秀才或举人的读书人等依托宗法制度进行乡村治理。乡绅自治应该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并非全是温情脉脉，如田园牧歌一般美好。因为许多乡绅同时也是大地主，动辄田连阡陌，他们在农村是压迫性的力量。到了近代，乡绅更蜕变成压迫农民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土豪劣绅在农村通过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等四大权力，残酷压榨剥削农民，是农村凋敝和农民苦难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迟迟无法启动的主要障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主义，主要就是指向这个阶层。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土地改革的完成，原有的乡绅、地主阶层被彻底粉碎了，治理农村的权力转移到了农村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手中。这些人大多是翻身农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当游击队员或民兵的经历，跟着党出生入死，解放战争时他们积极参与土改、组织支前，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跟随大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对象，我们可以形象地把他们称为“老支书一代”。 　　“老支书一代”的特点是政治觉悟高，跟党一条心，经验丰富，在农民当中享有崇高威望。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主要通过他们实施。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承担了国家工业化的大部分成本，当时的一化三改造、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农民为把新中国建设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没有老支书们在基层农村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没有他们带领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战天斗地，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老支书一代由于年龄的原因逐渐凋零，但硕果仅存的一些老支书，仍然在新的形势下带出了全国瞩目的明星村，如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霍金河之于周家庄村等等，他们的成功经验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拓展了思路。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治理农村？如何才能使农民尽快脱贫致富？这些年来，在农村治理机制方面主要进行了两种探索，一是“能人治村”，即鼓励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回乡担任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二是“海选”村民委员会主任。这两种做法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驻村抓党建、抓扶贫、抓发展，就具有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去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指出：“实践证明，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解决一些村‘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和改进机关作风、培养锻炼干部的有效途径。”我认为实乃英明之举，将在未来几年里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在笔者看来，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实际上也是向我党的优良传统回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向情况复杂、工作落后的农村派驻工作队，是党的农村工作的成功经验。工作队到农村之后，紧紧依靠广大贫苦农民和一些靠拢党的积极分子，通过组织民兵、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很快就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时的一些文艺作品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及同名电影，都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现在，到村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与当年的工作队有很大相似之处，比如，都得到了上级党和政府的支持，都负有改变农村面貌的重要使命，都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等，因此，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 　　不过，担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虽然拥有种种优势，但要做好工作也并不容易，如何才能迅速打开局面，促进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到村任“第一书记”的机关干部要端正态度，要抱着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思想驻村任职，绝不能有镀金思想、候鸟心态，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能赢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在农村开展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的基本法宝。对于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最简单明了的概括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 　　如何做好“群众的学生”？在笔者看来，“第一书记”至少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要明了群众的真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