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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秦汉文化 第一节 学术思潮 一、黄老之学 　　　秦15年而亡，总结秦亡教训，贾谊《过秦论》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即功势与守势转换。因此当高祖问陆贾，秦何以败，朕如何做时，陆贾答问：“公于马上取天下，能以马上治乎？”也是说明攻守之势的不同。 　　　秦未能把握攻守之势。一味采取“攻”，施暴政，焚书又坑儒，任法而专刑，百姓动辙得咎而受罚，“劓鼻盈蔂 ，断足盈车”，惨不忍睹，而且法既多且滥。 第二节 文化的整合 按照文化学的理论“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合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这里所谓“不同的文化”，既指文化模式、文化类型，也指文化现象、文化内容。 文化学专家进一步指出：“文化不仅有排它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不同的文化杂居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必然相互吸收、融化、调合，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渐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同上）。 而秦汉知识分子一方面为进入权力中心而费尽心计，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在大一统的局势下，只有一个政治统治者，即便思想主张不合，也无处可去；当然，在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也有不畏权势、不入仕途而专心著书立说的，这在世界发展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由儒家弟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太关心政治了，他们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他们无法忍受政治上的寂寞，即便是委屈求全，也要在现实社会中一展身手，他们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 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达到的境界。 因此，秦汉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胜利与成功，是一个民族悲剧的开始。 参见：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 三、太学与私学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都是贵族子弟学校。春秋战国私人讲学之风兴起，各家各派召弟子传授其学说，成为一时风尚，孔子最为著名。 相传孔子弟子三千，成名者七十二，孔子讲学除传授他的思想学说外，主要是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 秦的短暂统治，在学校教育上并无作为，且禁私学； 两汉之际学校教育和私人讲学才有了真正的改变和发展。 汉武帝时置太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早的大学。 太学在两汉发展相当快，西汉成帝时，太学生达三千余人，而东汉质帝时竟达三万余人，有校舍1850间。 太学生来源广泛，有达官显贵的子弟，也有家贫如洗的平民。翟方进，西汉未位居丞相，封高陵候，他在太学求学时因家贫，其母由河南至长安“织履”以供其读书，此类例子甚多。 太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有十二、三的儿童，也有五、六十的老翁； 太学生求学方式各有不同，有公费读书，也有自费求学，有住校，也有走读，形式多样。 太学虽以讲授儒经为主，但允许阅读其他书籍，故太学生中出过经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也出过科学家，如王充、班固、张衡等都曾游学于太学。 太学生的主要出路是做官，国家每年一次（东汉二年一次）举行考试，合格者依成绩高低授于不同的官职，因此汉代政治家出身于太学生者为数众多。 太学生在东汉时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官僚士人与宦官争斗过程中太学生站在士人一边，多次上书请愿，还在太学内抨击时政，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太学的出现，表明受教育权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受教育，同时太学还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秦汉知识分子人数呈几何级上升的趋势，与太学的设立直接相关。 私学在汉代发展也相当快，学生人数甚至超过官学，私学讲授内容与太学相差无几，而且比太学灵活，有些私学教师还讲授自然科学的内容，私学教师中有许多是著名的学者，如马融、郑玄都是大经学家，学术成就很高，被后世视为“汉学”的主要代表。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取决于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程度，汉代教育受到上下普遍重视，正因有了这样广泛的社会基础，才推动了汉代文化的发展。 四、丝绸之路 先秦区域文化到秦汉已基本融为一体，统一的汉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确立了，汉文化圈的形成，导致汉文化与圈外文化展开大规模的交流，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看到，秦汉帝国与东方的朝鲜、日本，南方的越南、缅甸及南洋岛国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与往来。不过，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在西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外文化间架起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