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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与实践热点问题的新探讨 ——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述评 黄中习 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来是翻译界关心的主要话题，也是于2007年4月20-22日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重要议题。来自全国54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出版社的100多名代表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刚刚在北京落幕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是一次官方组织的专业论坛，本届研讨会则是一次中国典籍英译的专题研讨，也可以视为前者的一个“分会场”。与会代表正是带着强烈的“译经意识”①，为传译和弘扬蕴藏在我国历代典籍中的中华文化精髓的目的参与研讨，为发展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献技献策。 一、承前启后，出谋划策 典籍英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本届研讨会的重要主题。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汪榕培教授在大会开幕辞中简要回顾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了典籍英译存在的问题，并就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他认为，目前的中国典籍英译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佳时期。本科翻译专业的设置，翻译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增多，都说明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翻译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已经实现了对接，同时也为翻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从事典籍英译的资深人士已渐入高龄，而中年人才又严重匮乏，因而典籍英译研究出现了断层，这是制约中国典籍英译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他建议教育主管部门采取积极措施，重视翻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部门要遴选和培养有一定翻译经验、对汉译英感兴趣、热心于典籍英译的学生，强化汉译英翻译实践，有计划培养一批汉译英的专门翻译人才。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潘文国教授在会上畅谈了目前我国典籍英译的良好机遇和发展典籍英译事业一系列对策中的“一个认识、两个理论和四个工程”。“一个认识”指的是中译外究竟应该由中国人做还是由外国人做的问题，即译入还是译出的问题；“两个理论”是指由于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性，“中西互译”与“西西互译”需要两种不同的翻译理论作为指导；“四个工程”是指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具体翻译工程、翻译研究工程、工具书和资料的编撰工程和翻译人才培养工程。基于中西语言有较大差异，外国人学习汉语有较大困难，“中译外”与“外译中”之间有着很大的专业差别。他呼吁译界专家学者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典籍译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多多研究中西互译方面的理论，建构西方翻译理论所没有的、也不能提出的、而我们又急需发展的中译英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发展我们的翻译理论，并在典籍翻译的“四个工程”中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他还一贯认为，“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在加强中英语言与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的外译工作，为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潘文国，2004：40） 我国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老中青学者普遍认为，应大力加强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进一步改进翻译教学，根据不同的培养对象、不同的培养阶段以及不同的培养目标，在理论教学与翻译实践上各有侧重。 二、百花齐放，理论创新 翻译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理论创新”是当代翻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翻译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的新作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翻译研究：新范式还是转变观点？》）对近30年来国际翻译研究的种种转向和发展进行一次全景式的回顾和概述，对非英语国家（尤其德国）的翻译传统进行挖掘和总结，多次提到或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了解了中国翻译研究的现状之后，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最近（2006：23-25）坦然承认：“在中国，翻译正在复兴……翻译研究的三个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很快……中国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翻译史”。而我国有的学者一概否定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盲目吹捧西方翻译理论，对我们的翻译成就视而不见，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说中国不存在翻译理论，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说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其他学科比起来尚不十分发达，这却是客观的评价。”（辜正坤，2000：24）不久前，《中国翻译》杂志杨平副主编在一次关于中国翻译理论建构的规范化问题的学术报告中也指出，翻译学是一门发展迅速的新兴学科，其发展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和跨学科性。各国翻译学者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以不同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历时和共时的动态研究，不同国家、地区译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互补共存以及各国译论的接轨与融合是未来翻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国内外译界人士还在继续努力，发展翻译学及其分支学科。 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