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项道德对中医学的影响论文.docVIP

儒家伦理道德对中医医德的影响 摘要：以伦理道德为中心，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医疗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自然会受到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尤其是儒家“仁爱”、“忠孝”、“慎独”、“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医学的医德医风，一定程度上为中医学的道德规范奠定了基础。虽然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中医学的发展，但其对中医学的积极作用不容置疑。 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医医德的影响 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中医医德深受其影响，自古以来医儒皆为一家，中医甚至有“儒医”之称。中医医德虽受墨家“兼爱”思想、佛家“大慈大悲”、“普救众生”教义的影响，但对医学伦理道德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在仁爱生民方面，医儒达成共识，儒者习医，虽是为治病救人，但更多的是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寄托于医药之中，并将“仁爱”、“廉洁敦良”视为医家的根本品质。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德医术紧密相连。[1] “仁”作为儒家最高的道德修养，奠定了中医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础，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则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医学伦理道德观。孔子曰：“仁者，爱人”，即强调关心人、助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包含怵惕恻隐之心的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下，中医学界历代都涌现出不少普救含灵，活人济世的苍生大医。“医者，仁术也”，作为一名医生必备的基本道德操守，儒家的”仁”在中医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中医学伦理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晋代杨泉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医者只有心怀仁爱，才能博施济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也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同时医家的“医乃仁术”和儒家的“仁者爱人”的观点不仅有共通之处，两者亦有着共同的伦理道德观以及济世救人的人文精神传统。明代大医家朱丹溪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己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由此可见古代的儒生和医生都有“济世惠民”的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医家大多以儒者或圣人之徒自居，同时儒家济世利天下的人生观，不仅使儒士们躬身学医行医，而且使得社会各阶层高度重视医籍的编纂、整理、刊行，这为中医知识的积累和流传以及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儒家“爱有等差”的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 孟子说：“亲亲，仁也”、“仁人者，亲亲为大”，“亲亲”是指“仁爱”思想在实践过程中逻辑上的先后和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之实，事亲也。”，孝悌为仁之本，可见儒家的“仁义”思想并非主张平等地对待一切人，而是要分等级处理人际关系。孔孟及其后学者，倡导长幼尊卑有别，并不断丰富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用“礼”把人们之间的地位和等级关系制度化、合理化、程式化。儒家的这种爱有等差的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在不少医家论述中也都有体现。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医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是把君亲、忠孝放在首位的，可见古代医家对君亲的重视。唐代医德规范的倡导者孙思邈针对医学界普遍存在的贫富有别，施药不一的现象，明确指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由于医学伦理不同程度受到儒家爱有等差观念的影响，即便是医德高尚的医生也不能完全做到对贫贱富贵、君亲市民的一视同仁。[2] 3、儒家的“忠孝”观对医学的影响 孝道是儒家伦理观的基本道德准则，孙思邈有云：“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隋代医家许智藏说：“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由于医学能疗君亲之疾，所以儒家将掌握医疗保健知识视为尽孝行善的重要内容，这也成为一些孝子学习医术的真正动机。这种以医为孝的思想不仅在医家中盛行，而且也为广大儒生所接受。历史上，因孝知医甚至因此以医为业者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名医大家，如王伦、张介宾、李东垣、吴鞠通等。总之，儒家的忠孝仁义观，促使许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儒士学习医术而成为一代儒医，提高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然而，儒家的“孝”、“恕”伦理观却阻碍了解剖学的发展，《灵枢?经水》虽最早提出解剖一词，但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之后，以及《孝经》思想日益盛行，使得人体解剖成为伦理的禁区。《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剖为儒家伦理所不容，也就为法律所禁止，正是由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及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使我国的解剖学一千多年来没有太大的进展，古代医家也只能根据《内经》的粗略记载和临床经验推测人体的生理构造。解剖学的发展受挫，限制了中医形态学的发展，[3]中医也因此具有浓厚的经验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