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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传统“无讼”思想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意义 论文提要：法治虽然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但仅仅有法治并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意义，赋予其时代精神，并结合法治的力量，来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的和谐。古代中国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绝对的目标，和谐观念表现在社会关系领域就是无讼。无讼思想已成为中国的民族精神，虽经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仍然在民众的生活实践中发挥着影响。创造性地对无讼进行现代诠释，尊重民众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寻求法治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结合点，赋予无讼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将为法治社会建设乃至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和独特的路径选择。全文约10000字。 当我们把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仅看作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充满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和深刻的思想积淀。历史地看，建设和谐社会是自古至今中国人的社会理想，曾有无数的先贤为此付出心血与智慧。而法治则被认为是人类依靠人的理性和智慧来规制自我生活及其关系、迄今为止人类世俗社会所能设计的最为完善的制度，因而是作为外来先进文明被引进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根深蒂固的法律文化的国度里，作为外来文明的法治究竟能不能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纵观人类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法治虽然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但仅仅有法治并不能建成和谐社会。随着法治的发达，一方面，法律越来越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关，法律被看成是用以解决纷争以及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创造合作纽带的程序，变得越来越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它具有强制力的至上性，法律被人们看成必须去遵守，而不是自觉去信仰。法律的强制性过于明显，法律不被人们从内心去信仰，就会使法治在实践中也遇到难题。因为即便在一个法治非常完备的国家，也总是有法律所未涉及或无法涉及的领域，对于这些立法的空缺与盲区，需要靠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依照法所倡导的精神去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于是中西方的思想家开始从法治以外的因素中寻找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的信仰或心灵世界，以探索通向和谐社会的路径。在西方人们从宗教那里找到了答案，而在中国，人们更多的是依靠道德的力量，以“无讼”的道德努力超越法律，以使整个社会有序，最终达致社会和谐。在当下和谐社会建设的语境下，这对我们是不是有种启示和借鉴的意义呢？一直以来，我们歌颂的是狂飙突进的司法改革，梦想的是一蹴而就的法治场景，期望的是法治的无所不能，却对法治的弊端和局限性视而不见，这无疑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知道，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法治并不见得就是人类最好的选择，而只能说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次优的选择，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自觉地寻求法治之外的力量，并结合两者的优势，来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的和谐。由此，我们把眼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并力图赋予其时代精神，以期对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所裨益。 一、无讼思想的历史成因 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博大精深。确实，上下五千年的一脉相承的文化形成了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影响深远的格局。要完整地、正确地解读其中的深义，这是我们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仅选择我们认为对于文章论述的主题起作用的因素加以分析。我们认为，总的来说，无讼思想的形成，根源于我们的先祖对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理想的追求，而中华民族对血缘亲情的刻意强调（由此导致聚居在一起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最终使中国的聚居区形成了大小不一的熟人社会）则为其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足够的动力。从人类世界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这个角度来看，以血缘为核心的氏族社会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初形态，联合人们成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就是人们之间的亲近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带有深刻的自然属性与生物属性，是人类基于生命生存的本能冲动。这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属之爱，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最深厚的爱，是其他一切爱的基础或发源地。在中国，这种爱被发挥到了极至。特别是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在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种血缘关系、这种亲属之爱不但没有被弱化、被抛弃，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可以从与西方国家的比较中得到有益的发现。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在人类建立国家的历程中，中国与西欧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西欧在建立文明社会时打破了原有的氏族关系，建立了以区域为中心的政治关系，形成了地域国家的模式。而中国则不同，它在建立文明社会时并没有打破原有的氏族关系，相反却以氏族关系为依据，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国家制度。因此，与西欧文明不重视血缘亲情关系相反的是，中国社会历来是以家族的宗法关系、血缘关系为其主干的。在我们的民族精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