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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视野下纪录片叙事风格分析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逐渐兴盛，在大众文化影响下，纪录片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其叙事风格发生了变化，纪录片开始从传统的教化、宣传功能逐渐转向大众化、娱乐化。纪录片的叙事方法开始追求故事化、情节化叙事、悬念的营造、情景再现等。纪录片叙事风格的变化对于纪录片发展有其利弊，分析叙事风格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未来纪录片的发展。 　　关键词：纪录片；大众文化；叙事风格；故事化；大众化 　　从字面上来看，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个词源于法语“documentair”，意思是“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后来演变为名词。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是1922年美国人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而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在1926年评论纪录片《莫阿拿》的时指出这部影片中对一个波利尼西亚青年的日常事件所做的视觉描述，具有文献的价值，从而引起了“纪录片”这个概念。也有学者以“纪实影片”来涵盖包括纪录片、专题片、科教片在内的影片类型，以及国际上常使用的纪录片、纪实电影、民族学电影、人类学影片、战时宣传片、探险影片、真实电影、直接电影，以及非虚构影片、非情节（剧情）影片等类型。[1] 　　对于纪录片的定义并没有确切的标准，我们可以认为，纪录片是影视节目形态中对某一事实或事件作及时报道的非虚构节目，它直接从真实生活中采撷素材，直接拍摄真实环境里、真实时间中发生的真人、真事；以采访摄录来代替虚构，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摄录方法完成的叙事报道，给人以信息交流和审美享受的影视片。 　　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特点：第一，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第二，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第三，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第四，娱乐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第五，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2]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性就是其叙事风格。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纪录片的叙事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故事化叙事 　　早期纪录片的创作离不开新闻创作的影子，注重作品的真实性，这点是符合纪录片创作原则的，但是新闻创作过程中的对社会教化的功能也或多或少地呈现在作品里，这显然是不符合纪录片创作的特点的。随着电视观众对影视节目的“多元化”需求，不少纪录片的创作者开始追求作品创作手法和叙事方式的多样化，首先被创作者认识到的便是故事化的叙事方法。故事化的叙事模式首先是便于观众对作品的接受和理解，从作品开始背景的交代就能吸引住观众的眼神，而且现行许多故事化的纪录片经过一定的处理都具备了许多影视剧的元素，这种做法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圆明园》在故事化叙事方面较为出色。《圆明园》则有了完整的故事构架。郎世宁和麦基两个线索人物穿起了圆明园修建、扩建以及被毁的全过程，加之首尾都用了雨果的文章做旁白，这个完整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影片故事化的整体效果。创作者们对影片主要线索人物郎世宁的选择是成功而独到的。郎世宁是影片的重要人物，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故事化的叙述者，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和异域观察者的视角，自然对观众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另一个线索人物选择传教士麦基也秉承了这一特点。两个外国人的“外国口音”也造成一种自然的离间效果。这种以有亲身经历的“他者”的视角讲述圆明园的历史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历史评判的“主观性”，而保存至今的日记、信件更使观众产生信任感。《圆明园》故事化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历史人物性格的塑造。与之前的历史纪录片比较，如《故宫》中历史人物出现时是模糊的、“意象”化的，而圆明园中的人物则是“具象”化的，甚至是有性格的。与圆明园有关的康熙、雍正、乾隆、咸丰四位皇帝是主要人物，每位皇帝都突出了其性格的一个方面。这一性格是经过编导们精心选择了的：康熙的开明、雍正的勤奋、乾隆的自大以及咸丰的懦弱都是与圆明园的肇建、扩建以及毁灭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创作者们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是有的放矢的，仍然是服务于主题的，并没有因其追求故事化而远离主题。[3] 　　2 悬念的营造 　　影视剧往往因为题材的曲折变化和戏剧性的冲突而存在悬念，同样对于纪录片作品来讲，为了吸引受众，也需要一定的悬念。很多带有新闻性报道的纪录片，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因为其题材带有新闻性、故事性，往往以悬念来吸引观众，如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