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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婚姻纠缠史 　　婚姻制度阉割了人类文明？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性生活、爱情和婚姻应该“三位一体”。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那你就应该娶她，然后，一辈子只和她一个人做爱。 　　然而，在人类430万年的历史中，一夫一妻制的时间只有6000年。将爱情视为婚姻基础的念头，从产生到现在――不到200年！令人惊愕的倒不是这个荒谬的念头何以产生，而是它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奉为圭臬。 　　6000年的时间里，男人给了女人两样东西：一副枷锁和对丧失这副枷锁的恐惧。当枷锁被打开之后，恐惧却阴魂不散。女人在恐惧中嗫嚅着：“我要一个丈夫，我要结婚。”就这样，她光荣地成为一名已婚妇女，通过从属于某个男人，得到了这个男权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父权时代是如此漫长。《雅典法典》规定，如果一个男人勾引有夫之妇，将被处以极刑；但是，如果他强奸了一个有夫之妇，他交些罚款便可以了事。这条规定的戏剧冲突何其强烈，但还不止这些，你能想到在一张英国德贝郡1413年的结婚契约上，新娘姓名一栏空着，竟然是因为父亲还没想好把哪个女儿嫁出去吗？ 　　从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中可以看到，性的选择和竞争是雄性始终进行自我改善和壮大自我的根本原因。固定性伴侣的雄性在没有选择和竞争力之后，虚弱和没有竞争力了，性的能力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弗洛伊德的观点。 　　小说中那些迷人的主人公永远都不是老老实实的男人和女人，始终是对制度充满了挑战的异端。他们往往是从流氓或妓女开始，最后走向圣徒，即道德的归途。为什么呢？艺术家着迷的也在这一点。因为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矛盾，即制度对人性的束缚与人类野性回归之间的矛盾。 　　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男人的阉割史。道德是第一重阉割，婚姻制度则是第二层阉割。婚姻生活越久，生活越与性无关。无性婚姻是存在的，但婚姻双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人们普遍对婚姻制度满意，并全力去卫护这种制度。 　　当代婚姻中世纪化： 　　爱自己的妻子是可耻的 　　李银河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引用了前苏联学者拉里科夫的一个研究报告。拉里科夫发现：在接受调查的15000人当中，因为爱情结婚的100%不幸福；因为利益结婚的70%不幸福；而那些很低调的人――因为别人都结婚，自己才结婚的，反倒是结果最好――幸福的比例是45%。 　　这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可同时，我们又相信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难道出路真的只剩下一条――在不道德中找寻幸福？这不就是通奸吗！如此说来，现代人的婚姻观居然与中世纪天主教的婚姻观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结婚的人只留下通奸这唯一的一条生路。 　　古罗马人，他们天生就是农民。他们只喜欢三样东西：战争、角斗场和粗鄙的情欲。后者，主要从女奴和别人的老婆那儿得到满足。古罗马人尊敬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是他的管家、他朋友的妹妹以及他孩子们的母亲。他甚至给予妻子财产权。只是，他不爱她――因为，他没学会这个。 　　中世纪，教会在规定婚姻为圣事的同时，却不许男人爱他的妻子，因为这与婚姻出于生育的目的是相违背的。相比较而言，教士嫖妓的罪恶最轻，其次是通奸，再其次是包养情人，最为罪大恶极的，就是结婚。这个顺序，和世俗观念恰恰相反。 　　“对妻子炽热的爱是会破坏婚姻的，”神父希隆尼穆斯说，“没有任何事情比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情妇一样更耻辱的了。”看！爱自己的妻子，丢人；爱别人的妻子，不丢人。 　　物质婚姻中的女性是相对被动的一方，有些女才子选择了与物质婚姻对立的阵营，她们有的人在生完孩子后就与丈夫分居，有些干脆拒绝婚姻。《西方婚姻史》发现，正是在这种爱情与婚姻的对立中，首先在女性中萌生了对幸福的爱情婚姻的希望。 　　从卢梭到革命者： 　　恋爱型结婚是民主自由 　　我们还是正面去讨论一下爱情与婚姻吧。 　　启蒙改变了一切，在卢梭的论证中，恋爱结婚才是真正“天然的”婚姻，他不是说门当户对不重要，只是说在趣味、脾气、情感和性格方面的般配是更重要的。卢梭在他提供的那个著名的启蒙著作《爱弥儿》中，为了描述他认为得体而不放纵的爱情婚姻，爱弥儿既要留心性格趣味都能相合的姑娘，又刻意不让他自己去找，而是托人介绍，这个姑娘将在各方面都能符合让爱情产生的条件。 　　卢梭允诺的爱情，也是19世纪之后被不断推崇的爱情方式，所谓“浪漫之爱”，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也就与社会理想、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虽然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恋爱婚姻观作为现代观念通过文学传播了100多年，婚姻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直模糊不清。19世纪时即有小说家把爱情的地位提得至高无上，甚至把爱情定义为“真正的共和主义的品德”，把恋爱结婚当作一种“自由的象征”。 　　中国早期革命者在拿来革命理论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