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把握.docxVIP

相对于国外，尤其是欧美的考古学，中国考古学传统上对理论的重视程度是比较少的。这种情况的产生有着一些特别的原因，并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一种持续的影响。从源头来说，中国的考古学并不是本土学术传统的产物。虽然有学者认为金石学可称为中国古代的考古学，但无法否认，在没有20世纪初国外考古学的引入，中国考古学无法自行出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一个舶来品，考古学在中国的最初状态，只能是对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亦步亦趋，从20世纪初的世界考古学学起。这样的途径并不能说存在任何的问题，但是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并没有提供太稳定的环境。从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给中国考古学10余年的时间进行学习和发展，虽然有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成果与方法，但很快就被战争与动乱所打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各个学科的发展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古学也不例外。作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确有过人之处，以之进行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并能有所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性原因，在考古学中应用的“马克思主义”趋于僵化，限于固定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特定的社会发展历程。由于之前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没有提出研究社会与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新中国的考古学在一定时期内，沦为“经典理论”的论证者与资料性附庸，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对社会发展等问题提出独特的阐释模式。相反，限于资料的发现与总结，新中国的考古学一直在从事着文化历史构建这一最基本的考古学学术目标，由此需要而深入探索的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等理论逐渐成熟、完善，构成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主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学重新与国外考古学界接触，结束了一个事实上的“隔绝期”，西方考古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的成果开始为学界关注。80年代初考古学理论的大讨论，使得中国考古学界文化历史框架的构建速度加快，并日益完善。这种情况，使得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有了外部和内部双重的推动力，各种西方理论逐渐被引入、关注。在这其中，由于多个中外联合考古项目的开展，聚落考古在中国的发展颇引人注目，成为考古学理论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考古资料与整理的基本手段，地层学与类型学是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中最早受到重视的。地层学的作用在于区分不同堆积的时间关系，确立同时与共时，是田野考古发掘的直接指导方法。完善的地层学并不是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同样，中国考古地层学也有着逐渐完善的过程。最初安特生与李济的发掘方法基本上是水平地层法，按照距离地表的深度等距划分层位，属于地质学方法的简单移用。在地质学的研究范围内，由于年代跨度比较大，可以认为，地质形成厚度与所历时间基本上是成正比的，相同厚度的堆积代表着相同长度的时间。但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依存堆积情况却不一样，由于时间跨度较地质时代大为缩小，各种人类活动的复杂影响在地层堆积上是比较大的。如果不对此加以考虑，简单挪用地质学方法，就会把同一时期活动遗存划分为不同层位，或是把不同时期的活动遗存并入同一层位的错误，造成不同遗存原有时间关系判断的错误。同时，由于中国考古学早期发掘的一个重要地点是在安阳殷墟，复杂但可辨的黄土堆积，也为详细划分地层提供了良好的操作对象。这种针对复杂黄土堆积，分辨不同时期人类遗存堆积的地层学逐渐形成，自梁思永在后岗发现三叠层后，一直在中国考古学，尤其是田野发掘工作中发挥着指导作用，也使得中国考古学具有了自身的鲜明特色。中国考古地层学，实质上，是在肯定上晚下早这一地质学原理的情况下，充分思考人类活动的不同遗存现象，摒除厚度即时间的简单对等关系，以堆积的土质土色为切入点划分不同层位，进而确定不同堆积共时历时关系的一种田野工作方法。在一些考古学书籍中所提到的地层学原理，基本上是对时间关系的探讨，并不能完全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类型学则与地层学不同，是对资料的整理手段，而且其在中国的完善与成熟也较地层学晚得多。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实际很早，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资料的整理、李济在西阴村和殷墟资料的整理中，都使用和发展了各自的类型学方法。而苏秉琦《瓦鬲的研究》更可称为中国类型学成熟的标志，虽然类型学的普及工作直至80年代才由一系列的文章完成。器物的型式研究实质上在考古学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外各种文物与艺术品的著录大都有型式研究与排列的体例,但是与今天的考古类型学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考古类型学的研究目的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排序，是要确立一个有早有晚的相对时间序列，而在80年代以前，类型学的名字，就是“器物排队”。类型学中关于器物型式变化的认识有三个基本假设：1、器物是不断变化的；2、器物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3、器物的变化是逐渐完成的。这些前提也对进行类型学研究所使用的具体器物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最好是常用常新的，最好不是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