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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推进， 政府不应缺位　—本刊执行主编何志毅教授对话王天仁、王秀臣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学术界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观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所声称的：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符合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前提下，尽量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只应该对股东负责，而无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例如债权人、员工、顾客、政府、社会公众等）。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不是孤立的经济组织，它处于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中，因此，自然也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近年来，随着各类公司丑闻的频频爆发，以及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日益提升，第二种观点有日益胜出的趋势。人们认识到，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最终也会损害到股东价值，正如我们在耐克血汗工厂等公司丑闻中所发现的那样。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如何更好承担社会责任。对此，目前的观点一般遵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认为在各类力量博弈下，企业自然会改善其社会责任，以提高企业价值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然而，烟台开发区政府却创造性的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政府不应缺位”的概念，颇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事实上，无论哪种观点的社会责任理念，政府都不应缺位。即便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企业也应遵循一定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然而，有人评价现在中国的企业竞争是一场“没有底线的竞争”。对此，我们认为政府的“不作为”难辞其咎。毕竟，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是政府在监督企业是否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如果企业竞争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一定是我们的整个法律法规建设、法律法规实施和执行方面出了问题。　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更是和政府存在的价值和目标紧密相关。过去我们强调ＧＤＰ政治，只要经济收入上去了，就是好政府、好官员。这种导向对于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功不可没，但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环境破坏、收入分配、社会精神层面的建设等。然而，政府的最终使命，应该是国民幸福感的满足。经济收入只是人们幸福感来源的一个方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应忽视其他层面的建设。因此，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关注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理应成为政府的使命和追求目标。　而且，我们深信，只有政府真正的把社会责任纳入到考核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不外乎是避免违规、提高公司声誉，以及来自利他行为的心理满足感等。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规定了企业应遵循的社会规范，以及一旦违反这些规范将遭致怎样的惩罚；政府凭借其公信力来进行社会责任评价，能够更有效地提高上榜企业的声誉；此外，政府还可以借助税收优惠、补贴、政府采购等方式，来引导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因此，烟台开发区近年来推行的政府主导型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活动，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从2004年起，烟台开发区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企业激励机制存在很大弊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开发区的长远发展。由此，烟台开发区把企业社会责任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制订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考核评价体系，通过设定各类指标的权重，实现政府对企业的引导。它开启了中国在一个区域内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考核的先河，也形成了新时期下政府监管企业的一种新模式。　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究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对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进行考评？其间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针对这些问题，《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何志毅教授实地走访烟台开发区，与山东省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王天仁，以及中共烟台市委常委、开发区工委书记王秀臣进行了对话。　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何志毅：企业能否有效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政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山东省有不少企业社会责任做得不错，那么，政府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样的？政府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　王天仁：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四管齐下：第一是政府主导；第二是企业自律；第三是行会引导；第四是社会监督。我们主张政府起主导作用，和西方相比不完全一样。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往往是企业内生的、自律的，政府最后给予评价。但在中国，政府起主导作用，这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中国的政府历来是一个强势的政府。即使是在目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仍是“大市场，强政府”，而不是“小政府，大市场”，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由政府来主导社会责任也是体现这个特点。　第二， 第二，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对这种改革和转变，应充当主导角色，而不是一种无领导、无政府状态的转变，否则很可能会出现前苏联的状况。 第三，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和西方不一样，中国更多的是强调企业的法定责任，如果只是像西方有些地方，只是关注捐款和慈善，那么政府的主导就不是主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