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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发布时间:2011-02-10 13:35 作者:李汉林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546次 　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等诸方面的变迁。中国的单位组织,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制度、统治和结构方式,也经历着这种史无前例的变迁,深深地留下了变迁的痕迹。?　在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由极其独特的两极结构所组成的社会: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在城市社区中, 社会成员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单位”——在学校属于学校单位,参加工作属于工作单位,退休以后不仅仍属于原工作单位,同时也属于街道单位。在中国单位里,人们相互熟悉,没有陌生人——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中朝夕相处、相互影响和依赖。与此同时,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的机制,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变得异常的紧密。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在这里,单位社会的生活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社会行为的常态。一方面,从制度上不允许人们割断与单位社会的联系,因为离开了单位,人们就会失去社会身份和地位,国家和政府也会失去像以往那样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失去与单位社会的联系,对个人本身而言,在目前的这种社会及社会化的环境中,也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它不仅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失落和迷茫,而且也会使人们逐渐失去自身社会存在的基础。所有这一切,也就构成了单位作为制度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前提和条件(李汉林2004; Li Hanlin, 1991, 1993, 不 /1994, 1995, 1996) 。?　在孙立平看来,中国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单位制这个组织中介而实现的。具体地说,首先,借助严密的单位组织系统,国家的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目标。其次,单位制的高度组织化,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因而可以将各种讯息直接传达到民众手中,但民众却没有有效的形式实现自下而上的沟通,社会秩序完全依赖国家控制的力度。再次,单位现象使得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由单位制而促成的总体性社会,克服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总体性危机(孙立平, 1993, 1998) 。?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的关系总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成员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在当时,所谓企业单位办社会,单位功能多元化的一个直接和突出的社会后果,就是在极大程度上强化了单位成员对其单位的全面依赖性。如此,国家和政府对其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和控制,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而仅仅只需要通过控制其隶属的单位就能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换言之,国家和政府的社会控制主要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而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和控制的意志则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性,通过单位办社会、单位自身功能多元化的过程来实现的。因为,在任何依赖的社会情境中,人们只有以服从作为代价才能换取资源,进而获得社会身份、自由和权力( Simmel, 1968) 。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单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我们国家与政府进行社会动员以及进行整合全社会资源的一种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制度与统治手段。?　二?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纲举目张的作用,使整个社会中的利益主体由一元变成了多元,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识和不同的利益诉求随之也变得愈来愈明确。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使得非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源急剧扩张和迅速成长,并有了制度性的保证和空间。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空间流动、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等诸方面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宏观背景下,中国的单位制度逐渐发生着一些根本的变化。?　功能多元化的状况得到根本的改观。很多不属于单位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被逐渐地分离了出去,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被社会承担了起来。即便一些单位仍然还承担着一些社会的功能,那么,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位组织功能多元化”,而是把对职工提供的这种服务当作了一种激励,当作为一种特殊单位组织中的一种社会福利。?　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