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国家治理理念下的政治重构.docxVIP

载《学术月刊》2014第10期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刘正强摘要：在我国的政治叙事中，源自中国古代民间治理传统、承载了儒家的“和合”文化，又包含了中共所倡导的理想、道德等成分的人民调解制度，不但是一项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定分止争、增促和谐的非诉讼解决方式，而且是中共贯彻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增加政治认同、强化社会团结的理想设计，因而构成国家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和转型，特别是法治文化的引入及司法中心主义的确立，人民调解受到贬抑，尤其是其政治色彩日益消退，政治凝聚、道德促进、社会动员等功能受到冷落。199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所面对的社会治理难题骤增，官方确立了人民调解司法化的发展路径，将其纳入社会治理体系，致力于人民调解的复兴。如何定位与安排人民调解制度离不开对其所从出的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念的政治分析。需要重建政治分析的框架，在重建其政治认同、完善其功能体系、优化其运行机制基础上，疏通国家政治与民间生活的通道，藉由这套装置将有助于社会运行的传统文化、政治伦理、社会人文等因素逐步导入基层社会，以形成更为完善的治理结构。关键词：人民调解 国家治理 政治重构一、为什么要重建对人民调解的政治分析人民调解（Mediation）源自中国古代的民间治理传统，是当之无愧的社会治理本土资源。从中国传统文化考察，我国自古就有基于乡治、宗族、行会、亲邻等的调解文化传统，并随着社会的变迁，演绎为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基本路径和民众面临纠纷时的最佳选择。作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批判继承调解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赋予其以新的内容和活力，特别是注入了政治动员、革命伦理等成分而逐步形成的。在我国的政治叙事中，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包涵了深厚传统文化内涵的自治制度，人民调解不仅是中国本土化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促进和谐的非诉讼解决方式，更是承载了中共贯彻群众路线、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增加政治认同、增促社会团结的理想设计的基本方略。人民调解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但承载了儒家的“和合”文化，而且植入了中共所倡导的理想、道德等成分。人民调解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同时有效地开展法制教育、传播伦理观念、宣传大政方针，充分释放了其政治凝聚、道德促进、社会动员等功能，因而构成国家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在强势的革命话语下，人民调解中所附着的道德、习俗、情理等内容即使有所消长，其政治属性也非常明晰。正如Philip C.C.Huang所认为的，中国当代的“调解”不但与西方的调解有不同之处，也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操作有很大的出入，甚至不同于官方所呈现的那种状态，是一种包括了道德说教、物质诱导和强迫压制等内容的综合，充满了从中国革命演化中形成的毛式司法（Maoist Justice）的痕迹。自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和转型，中国社会环境充满了弹性变化。由于社会结构尚未定型、社会安排尚未凝固，中国又重新面临着社会整合的难题，国家所面对的社会治理难题骤增。计划经济时代无法无天的法律虚无主义之痛，使人们痛定思痛，对加强立法、完善法制有了切肤的认识。随着法治建设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文本体系的形成，人们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开始偏爱国家的正式审判制度，并对中国式“调解”颇有微词，诉讼逐渐成为人们排解冲突与矛盾的主流选择。这使人民调解的处境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人民调解的政治色彩日益消退，人们对于政治说教亦具有天然的排斥，这使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团结的核心功能不断流失；另一方面，在一个不断世俗化、理性化、功利化的社会里，人民调解的工作机制和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冲突，也即其纠纷解决的基本功能不断衰减。这使得传统人民调解日趋式微，面临着定位不明、体制不顺、经费不足诸多方面的困难。与此同时，囿于急迫的现实环境，学界和实务部门往往立足于解决纠纷、维护稳定、建构和谐而对人民调解抱持治理期待，将其定位于一种纠纷解决的替代性方案甚至工具性的社会稳定维护策略，立足于从外部对其进行“完善”、“补充”、“创新”，甚至作为“大调解”的一个组成部分。部分学者认为人民调解与现代法治原则不相兼容，主张人民调解的权威属性由传统型、魅力型向现代社会的法理型转变，这部分得到了立法部门的呼应。《人民调解法》出台后，研究套路“补丁”化，一些深度讨论逐步消停，以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议意见，甚至工作指导、经验交流和政策阐释居多。而研究的话语也过于西化，以ADR（即非诉讼程序或替代解决机制)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主导了人民调解的研究并有很大的气场，成为人民调解制度正当性、必要性论证的前提。今天，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充满弹性变化，国家治理处于一个承启阶段。一方面，中共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按照科层制打造了较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