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机管理与政治问责制.docVIP

SARS危机管理与政治问责制 一、危机暴露政府体制的弊端 这次SARS危机再次暴露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说明现行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的体制弊端，我用四句话概括：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在这种体制下，一级政府遇到社会危机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某些部门的有效调控能力；而某些部门自我做大，它们将权力的行使与自身利益纠缠在一起；各个部门在处理方式上习惯于层层审批，总是等待着上级的意思，该负的责任谁也不清楚；行政审批的复杂化，又导致正常工作的效率低，遇到SARS之类的特殊危机事件，更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处理。一遇到危机，马上暴露出缺乏有效及时的快速反应机制。 另一弊端是，我国政府体制由于政府职能没有划分清楚，许多事项管理上条块分割严重。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也很难协调各部委、党政军系统的关系。从整个体制上看，在危机时刻对一些重大事项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谁也不清楚。即便中央政府下令，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之间也难以有效协调——大家都是一亩三分地，各管各的。利益拼命争、责任拼命推。一直推到中央发话才行得通。这是不负责任的体制，缺乏责任心的体制。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在此次SARS危机的挑战下暴露无遗。 上述两大弊端即体制四化弊端与条块分割弊端形成危机处理中的三足鼎立的利益僵局。一足为事发地政府的主管部门，二足为该部门所隶属的本级政府，三足为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危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政府的主管部门需要同时向该部门所隶属的本级政府和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报告。在宣传管理部门的报喜不报忧报喜少报忧的传统宣传方式的惯性影响下以及揣摩领导意图讨好领导喜好的官本位体制下，事发地政府的主管部门在上报时不得不再三权衡对自己的利弊得失。当本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之间在态度和意见上存在分歧或差异时，该报告部门则更加为难。如此格局在五级政府之间在许多事项管理方面几乎层层都有这种问题。 政治责任制度在宪法与组织法里都有，但过去很少启动。这次由执政党启动，作为一种开始，未来会逐渐演化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罢免案，这个时候，政治问责制就算完善了。付出政治上的阵痛，使老百姓的知情权终于得以申张。尽管每天以百计的增长速度让人感觉心惊肉跳，但政府目前所持的真实透明态度，仍旧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政府此举让大家了解了疫情的发展程度，就会以此来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而不至于像以往一样，即使危险在身边也浑然不知。政府是下了决心要战胜这场瘟疫，但目前的势态已不是短期内所能消除和控制的。回过头来想想，是谁延误了战机？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以防患于未然？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探讨的。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预警机制，必须加强新闻媒体、人大会议、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同时，SARS防治也暴露了我国行政体制上的根本弊端，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 二、SARS危机说明要树立人权和知情权意识 以前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的方式往往是我行我素式的，认为是内部事物，外界无权干涉。现在融入国际大家庭中，这种方式已经不可行了。从这次事件中，政府汲取的教训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人权保障意识。只所以会出现有的部门、单位的领导在SARS危机面前麻木不仁、欺上瞒下、克扣公共信息、压制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等现象，是因为除了体制制度方面的缺陷外，在观念上就根本不了解人权为何物。过去，在极左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人权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许多干部谈及人权便会谈虎色变。缺乏对人权价值观的重视，自然也会对各项具体权利如公众的生命权和知情权等缺乏认真保护的意识。生命权是极为重要的基本权利，岂能视生命为儿戏？对人权价值的轻蔑是一切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政府同时签署了国际人权两公约，这是我国历史进步的标志性事件。中央一再要求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但一些地方和部门执行起来大打折扣。根本上还是因为缺乏人权保障意识和机制。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干部进行人权教育的问题，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在SARS危机的前期处理过程中，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采取的公共信息隔离是导致危机加剧和扩大的重要原因。公共信息隔离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公众知情权的忽视和淡漠。根子上是对人权概念的忽视和淡漠。从当初的公共信息隔离到如今举国上下无处不见的正常人员隔离，在逻辑上有其内在的联系。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将知情权提高到相当一个高度来认识，强调知情权是联合国致力于维护的一切自由权利的关键。1948年，《人权宣言》进一步强调知情权，“人人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