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docVIP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 一、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特殊时代契合的产物 　　世界散文诗16世纪就开始萌芽，在法国作家蒙田、费奈隆，　英国作家培根、德莱蒙德等人的笔下出现。波德莱尔在1860年　前后开始发表“小散文诗”，标志着世界散文诗文体的　成熟，即世界散文诗已有150年的文体自觉历史。波德莱尔以后，散文诗很快成为一种　世界性的抒情文体，在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印度、黎巴嫩等国流行，世界性的散　文诗大师有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等。由于散文诗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流行　，导致了世界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运动，法国、美国、英国都出现了打破作诗的格律　传统的“自由诗运动”，西方20世纪初的散文诗运动和自由诗革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　的新诗革命。散文诗文体从西方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白话诗运动。“诗和韵文的　差异很小，介于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是这样的差异才使诗与散文　两种文体得以区别，也使散文诗文体得以产生。至少可以结论诗的文体通常更凝练，更　易于记忆，形式感更鲜明突出，能够对读者产生更迅速的文体感，产生更多的震动。散　文诗正是冲破了诗的“形式的专横”和散文的“形式的专横”的结果。法国蒙田、英国　的培根等散文大家开创的随笔散文Essay的外形式比诗的外形式自由，散文诗更多地冲　破了诗的外形式的专横。诗人波德莱尔和泰戈尔都感叹已有的诗的文体不足以完美地抒　发感情，尤其是感觉到诗的外形式的不足，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文体的外形式的优势来冲　破诗的外形式的专横。也有人认识到散文的内形式的专横，试图借助诗的内形式来掀起　散文文体革命。最早意识到这场文体革命的是诗人贝尔特朗，他首先使用散文诗这种新　奇秀丽的形式，描写更抽象的现代生活，当时波德莱尔正愁无法“做出个别的和意想不　到的玩意儿”，“写一篇充满诗意的、乐曲般的、没有节律没有韵脚的散文：几分柔和　，几分坚硬，正谐和于心灵的激情，梦幻的波涛和良心的惊厥。”贝尔特朗的《夜郎加　斯巴》所采用的独特的散文诗抒情形式解救了陷入文体困惑中的波德莱尔。 　　中国是诗的国度，任何文体都被赋予了诗的色彩，中国诗歌也经历了由不定型—准定　型—定型—准定型诗体—不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演变过程。因此形同西方散文诗特点的　文体很早就存在。如郭沫若认为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但是屈原的《卜居》、《　渔夫》以及庄子《南华经》中的很多文字，都可以视为今天的散文诗。王国维也在《屈　子文学精神》一文中指出：“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1]中国古典文学中接近散文诗的文体有赋、词、散曲、小调以及历代小散文。所以滕固　结论说：“散文诗的起源，一面是诗体的解放，一面起源于很精悍的小品文。”[2]五　四时期激进的文学思潮和政治改革思想极大地催生了散文诗。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　号《敬告青年》一文中，向宣传老八股教条的“奴隶之文章”宣战。《新青年》2卷1期　的“通信”栏内开始触及语言的改革和统一，《新青年》2卷2期、5期和6期连续发表胡适的《寄陈独秀》讨论文学革新的通信。1917年1月1日　，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5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19　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钱玄同、刘半　农等人纷纷响应。钱玄同提出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野蛮款式，刘半农提倡　诗体解放，主张“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　，打倒“非人的文学”。这些主张，为世界散文诗和中国古代文化相融合，嬗变为新的　中西文化的契合产物——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诞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五四运动，加剧了　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散文两种文体各自的文体革命，加速了外国散文诗和中国文化的融　合，加速了中国散文诗文体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进程。 　　严格意义上说，散文诗是一种外来文体。“散文诗”这一体裁名称的出现与外国散文　诗的译介相关。最早出现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期上。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　》第2卷第7期登载了刘半农译的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总题为《杜瑾讷之名著》，包　括《乞食兄弟》、《地胡吞我之妻》、《可畏者愚夫》、《四嫠妇与菜汁》，这是外国　散文诗作品的最早译介。很多人在译介活动中受到散文诗潜移默化的影响，拿起笔来，　由译者变成作者，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散文诗作家。如刘半农在《新青年》刊出了他的散　文诗处女作《卖萝卜的人》，并在作品前特加了说明性的小序：“这是刘半农作无韵诗　的初次试验。”这是他创作散文诗的最早起步。初期的白话诗与散文诗是混淆不清的。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期首次刊登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白话诗9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