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知识精英自称失败一代.doc

80后知识精英自称失败一代：我们买不起房子 80后青年学者杨庆祥结合自己的个人体验、观察和思考，提出一个判断——“80后是失败的一代”。面对这种“失败”，他产生了很多疑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是我们自己不够努力吗？80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但我们也遭遇了父辈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飞涨的房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 “父辈和我们自身都曾以为这一代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在最低的层次上，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审美，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如果用现实标准来衡量，1980年出生的杨庆祥，应该是个“成功”的80后。他名牌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工作3年评上副教授，在文学圈里被评价为“国内80后里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但在这位年轻副教授眼中，高学历、知识精英、副教授、青年批评家，这些闪着些许光环的名头叠加起来，也不能遮盖他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败感”。 步入而立之年以后，杨庆祥试图找到这种“失败感”的症结，于是他开始直面和剖析自己的成长经历。 他还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走近另一些人生轨迹不同于自己的80后，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对话，听听同代人的心声。 杨庆祥察觉到，作为一个80后，缠绕他的“失败感”，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体验，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集体感触。 他将个人经验、观察和思考写成一本书，并在书中直言：“80后是失败的一代。” 正如书的标题，他还为自己和同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80后，怎么办？ 在一个财富快速增长的社会，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 失败感曾经以极具现实主义的方式降临在杨庆祥身上。那是在2011年，他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不得不第三次从租来的“蜗居”里搬走。 那天，杨庆祥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过年，出门时遇到房东老太太，还很热情地跟她打了个招呼，告诉对方“我明年回来还住在这里”。回应他的却是老太太冷冷的“逐客令”，说她要把房子从他们几个“散客”那里收回来，再租给中介。 那间14平方米大小的、短暂栖身却很快失去的房间，在当时的他看来，是自己在北京租到的“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房间。在此之前，他最开始租住在学校附近一个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筒子楼里，暂供他栖身的是一个12平方米的单间。月租800元，不能洗澡，也不能做饭，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厕所，厕所木头门上还挂着锁。 住进老楼后，生活也变得不“现代”了，他每天骑车去学校吃饭、洗澡。这种日子坚持了3个月，熬到严冬来临，他只好放弃了。 后来他“升级”了自己居住条件，那是个合租房客厅里的小隔间，大约12平方米，月租1000元。但“致命”的缺陷是，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墙”，因而隔音和隔光效果很差。夜里，如果有人突然跑到洗手间洗澡，或者走到客厅开灯拿东西，他就会被吵醒，于是只好用眼罩和耳塞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就算如此，这个年轻大学教师也能忍受。 不过，他“忍受”的机会也很快被剥夺了。在他住了大概半年后，中介公司和房东发生了纠纷，他被通知“换租”。 对那时刚工作的杨庆祥来说，过上这种困窘的租房生活是“迫不得已”的。在2004年以前，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个小房间作为“过渡房”。但那年以后，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这个政策取消了。而他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太昂贵的房子。 等到再次租房被“赶走”，杨庆祥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沮丧”。那天，坐在回安徽老家的火车上，他很“抓狂”，不停地打电话联系中介租房。焦虑的同时，他想到“我这个情况可能不是最糟糕的，可能还有很多同代人都在经历我这样的故事”。 他经常能听到身边的同龄人讲租房时遇到的各种遭遇。租房，是在异地工作、没有住房的年轻人，几乎都会面临的生存问题，也往往是他们刚踏入社会就要上的一堂必修课。 朋友李陀有一次跑到杨庆祥曾租住过的隔断间，当这个出生于1930年代的作家听说对面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那时，杨庆祥才意识这个问题，也突然“奇怪”地发现自己“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 “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里，或许他们已经没有了做爱的欲望吧。”杨庆祥感叹道，“也许他们只能让声音小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 他知道，“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他和李陀一起去看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那些本可能是用于停车或者储物的空间，被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潮湿阴冷，空气不流通，安全设备简陋。 在地下室，一个80后女生跟两名作家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不要住在这儿，住久了会生病的。” 令杨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