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简析.doc

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作者：宋林飞　　自从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来以来，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著称的“苏南模式”，以个私经济蓬勃兴起而闻名的“温州模式”，以及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珠江模式”。30多年来，这三大模式不断变化，在工业化、国际化与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各有创新与发展，同时又相互融合、趋同现象显著。这三大模式发源地，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增长极。这三大模式，是“北京共识”和“中国经验”的最好注释，是“中国模式”内部多样性的生动表现。 　　一、苏南模式 　　上世纪70-80年代初期，无锡、苏州、常州地区，是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考察，听说由于发展农村工业，改革开放五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他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这是从实践上高度肯定发展农村工业对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作用。1984年，费孝通教授用“苏南模式”概括苏南地区发展经济的路子，开始从理论上研究发展农村工业的普遍意义。 　　江苏无锡县、江阴县、武进县、常熟县等，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苏南模式”是围绕这一核心发展起来的。苏南乡镇工业的发展成为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苏南乡镇工业快速发展，1884-1988年江苏工业产值年增长分别达到44.76％、66.88％、28.98％、38.45％、42.43％。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苏南模式”兴起的动因是什么？首先，发展乡镇工业的动力来自农村内部。“苏南模式”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农村要办乡镇工业的深层次原因，是当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怎样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显然，就地办工业，是农民自己找到的一条“活路”。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农民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是“逼上梁山”。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但也有人对农民办工业很不以为然，“有人说社队工业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不正之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各种帽子都有，问题提得很严重。”这种僵化与保守的观念，没有阻挡得了农民办工业的潮流。费孝通教授明确支持社队工业的发展，旗帜鲜明地说过：“中国的草根工业如今长成参天大树，实在是亿万农民长期艰苦奋斗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作为一名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对他们的实践活动做点理论性的分析和总结，并在舆论上给予支持。” 　　苏南地区发展乡镇工业的实践，开创了我国特有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费孝通教授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可能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 　　费孝通教授认为：“由于这些地方工业办得好，因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农副业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这个事实应当大书特书，中国社会基层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只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却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比，我国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以巨大热情兴办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这种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的创造。 　　农村办工业、集体经济为主、政府推动，是人们强调较多的“苏南模式”初期的重要特征。对于苏南乡镇工业为什么最初大多以集体企业形式出现，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思想保守”、“模式终结的原因”。这是缺乏正确历史观的看法。 　　苏南农村集体的农业原始积累，已经达到传统行业中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预付规模。苏南以集体积累孕育起来的乡镇企业，必然是集体所有制，可以把它称之为“社区共有制”。同时，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于兴办集体所有制企业比较容易接受。因而，“村村点火，队队冒烟”，乡镇企业在苏南大地上率先发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