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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中的抚养条款是否可以变更 【案例一】　 佳佳今年5周岁。20年9月，其父何某与母亲徐某协议离婚，约定佳佳随母亲徐某生活并由其抚养，何某不支付抚育费。20年3月，徐某以佳佳名义向法院起诉，以其自己下岗无收入，难以维持佳佳生活、教育费用需要为由，要求何某给付抚育费。何某认为，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已约定其不负担佳佳的抚育费，应按协议履行。　　 法院审理后认为，抚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何某与徐某离婚时对佳佳抚育费的约定，不影响佳佳在必要时向其父母主张权利。本案中，何某、徐某离婚已两年多，其间物价指数确实有了较大幅度上升，加之徐某现无收入来源，佳佳的正常生活和教育需要难以维持，为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法院酌情判决何某每月支付佳佳抚育费250元。　　 【案例二】　　 今年7周岁。20年4月，其父李某与其母祁某离婚，经法院调解约定，小林随母亲祁某生活，祁某不要求李某给付抚育费。20年6月，祁某以其无经济收入为由，以小林名义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每月给付抚育费250元，并承担部分教育费和医疗费。李某未答辩。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祁某与李某在离婚时对子女抚育费问题已通过法院调解进行了约定。双方离婚至今仅一年多，在这期间，双方的生活、工作并未有较大变化，也未出现其他特殊情况，且祁某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并不能证明其无抚养子女的能力。因此，法院判决驳回小林的诉讼请求。　　 【分歧】　　 上述两则案例是关于夫妻离婚时约定一方自愿负担子女抚育费，离婚后又请求变更协议而要求另一方承担子女抚育费，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子女抚育问题达成一致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说明一方愿以自己的能力承担另一方应当履行的抚育子女义务；而且，离婚时，不承担抚育费的一方往往在争夺子女抚养权、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作出一定让步。因此，从诚实信用原则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角度出发，法院不宜轻易否定双方达成的协议。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婚姻法》第37条第2款明确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抚养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并不能因双方之间的约定而免除；况且，法律也赋予子女在必要时可以行使抚育费变更请求权。因此，从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应当支持子女的变更抚育费请求。　 【评析】　　 近几年，诸如此类变更抚育费纠纷日渐增多，其结果也关系到夫妻双方及子女的合法权益。那么，对于夫妻离婚时“一方自负抚育费”的约定是否有效？离婚后子女能否要求变更？变更的条件又是什么？本文拟作一初浅探讨。　　 首先，夫妻离婚时“单方自负抚育费”的约定与父母双方抚育子女的法定义务并不冲突。《婚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抚养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不论子女随父或母生活，而且这种义务并不能因双方约定而免除。但抚育义务并不等同于抚育费给付义务，承担抚育费只是父母履行抚育义务的方式之一，一方按约定不承担抚育费并不等于不需要履行其他抚养和教育义务。父母任何一方的抚育义务不能免除，但抚育费给付义务却可以经由双方自主约定在义务人间转移。因为抚育费纠纷有其自身特殊性，它体现的不仅仅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抚养法律关系，同时又隐含着离婚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离婚后“单方自负抚育费”的约定，其实质是一方自愿替另一方承担抚育费给付义务，或者是双方在离婚过程中诸多利益权衡后的一致意思表示，类似于一方对另一方债务的免除。此时，抚育费给付义务已转化为夫妻间经济利益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可以由双方自主约定，与父母抚育子女的法定义务并不冲突。事实上，抚育费纠纷也往往是由抚育子女一方以子女名义提出，其主观意志一般来源于抚育子女一方，而非子女本人。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离婚时夫妻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单方自负抚育费”约定，是合法有效的。但同时，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是不得损害第三方也即子女的合法权益。　　 其次，子女在必要时享有抚育费变更请求权。既然离婚时“单方自负抚育费”协议是合法有效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协议就永远不可变更呢？显然不是。前文已述，协议应以不损害子女合法权益为前提。因此，为使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法律特地赋予未成年子女抚育费变更请求权。《婚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也就是说，离婚时所确定的抚育费数额，包括“单方自负抚育费”的约定，在必要时是允许后来变更的。因为夫妻离婚时确定的抚育费数额或协议，是基于当时子女的实际需要、当地的生活水平以及父母的经济状况、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