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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 艾尔曼 18世纪晚期，清朝的儒家学者章学诚宣称“六经皆史也”。从汉代到清朝的两千年来，这些儒家经典一直被奉为“圣经”，再加上四书，共同构成了儒家教育的基础。此外，科举考试也要求对这套儒家典籍的通熟作为担任官员的知识条件。不过，到了章学诚的时代，这些经典正在失去原有的支配性地位，其势虽缓却已无可挽回。相对地，历史研究的势力逐渐形成气候。章学诚的登高一呼，代表着中国学术界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到了20世纪，史学与哲学已经无可逆转地取代了经书，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支配性框架。 如果章学诚活在两百年后的今日，他或许会说：“廿五史皆文也”。在我看来，20世纪晚期的世界学术也正面临一个转折点，在最宽广的意义上，这次转变对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严重威胁。当今有许多批评史学家的人，认为后现代文学批评乃是未来的潮流。他们质疑历史的权威与真实性，例如他们会说：“史学家和小说家无从分辨。”或者“事实是不可知的。”或者“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真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者企图将史学化解为文学，正如同两百年前章学诚将经典转化为史学一样。史学家辩称史学是以客观科学为根基的一门学科，跟小说家与作家所创造的小说和故事本质上不同。后现代的评论者则根本否认有所谓的客观的历史研究，反而将小说和史学一并归入人类主观创制的文学世界。 这类后现代主张无疑地过于夸张，但是史学家也不能因此不假思索地不理会这些批评。至少，史学家必须承认在历史写作里有非常类似小说的成分存在，当今全世界的初级和高等教育历史课本的“国史”里，弥漫的民族主义观点，即为一例。举一端而言，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阐述，和“叙事风格”就十分相似，结果史学家的预设(例如褒贬取向)和提出的问题(problematique)很难跟小说家的“设局”和“角色刻画”的技巧有所区分。如果史学家连后现代对史学正中要害的批判都无法接受，那么独立于“国史”之外的历史学的未来发展不免遭受伤害，当代的史学研究难免走上一条形式化、哲学腔的政治道路，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经学一样。同时，文学作为“真实”的载体，就不免依旧成为更有自由度的主导历史写作形式。 在某些政治条件下，诸如中国大陆的文革以及台湾到80年代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中国的史学家从事研究工作时必须屈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他们不能自由取用图书馆与研究机构里具争议性的第一手材料，学术界对有关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里的任何敏感题材，也多所顾忌。例如在60年代与70年代，台湾几乎没有学者敢冒险进入禁忌的领域，研究民国史。那些胆敢抗议的人，也都付出了职业上的沉重代价。因此，面临这种历史写作上的明显限制，许多有才华的20世纪作者都转向文学，以之作为抒发感受的工具。在台湾，1947年以来的“台湾史的事实”，直到最近都潜藏在台湾文学而非学院期刊或学术著作里。相同地，大陆作家首先是在小说和故事里，而非在官方的历史叙事里，最成功地呈现了比如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的。有些积极进取的史学家，则设法从明清小说与短篇文学作品里挖掘文化讯息，他们已经发掘出丰富的“小说虚构”矿脉，呈现了传统中国医药、科举考试，以及宗教在民俗文化里扮演的日常文化角色，适足以补充在官方史籍、政府公报、家谱或国家档案里找到的说法。 那么史学家应该做什么?这当然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最低限度，那些身处较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的人，应该为自己的学科提出一套辩解，既考虑到后现代的威胁，同时又得体地维护史学的任务，使它与文学的工作有别，但不与文学疏隔。否则，落伍的史学家会渐渐发现他们的学生投向文学，视之为解开历史事件“实情”的工具。仅仅斥后现代主义为“时髦”不足以解救史学界，因为史学这个领域其实已经陷入自己的虚矫夸言里头，却又无法在新环境里再造自身。儒家经学在20世纪的没落，应该会让我们警觉到当一个学科失去了生气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在这方面，当前主张史学是“百分之百客观的社会科学”的说法也无济于事。海峡两岸的中国史学已经用尽了其“社会科学”的老本，依循着“阶级斗争社会科学”或国民党的主旋律而设计的“国史”神话依然难免信誉扫地。中国大陆的学者发起民国史的研究计划，台湾的学者也有所反应，两岸学者都充分意识到中国史学的贫困状态。全球在认识论上的日益警醒与方法论的日渐成熟，已经将上个世代“冷战”的政治世界观抛在后头了。 然而在台湾，所谓的“历史”一般而言还是“国史”。最近几年，在各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推动和扩大世界史研究的努力均称不足。中研院的欧洲与美国文化研究所仍然居于边缘地位，而近代史研究所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实际上正是“国史”和“国语”的研究机构。就一个如此依赖世界贸易，而且最好的大学里充斥着西方大学训练出身的博士的岛屿而言，对于非属中国的东西竟然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