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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国际关系正式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后，不同的理论范式层出不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本文将对其中四种主要理论加以介绍，即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近年兴起的建构主义。由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根植于西方经验，因此以上四种理论的建立都与西方古典和现代哲学密切相关。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政治思想中一向占据着主流地位，该理论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观点之上，即人类基本上是追求权力和以自我为主的；国家是一种单一行为体，同时是国际关系中的首要行为体；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也就是说，不存在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国家是主权独立的。这三点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原则，鲜有现实主义者怀疑这一事实。看似简洁的原理却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演变和论证。人们最早可以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找到相关论述，在修昔底德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雅典城邦国家实力的增长引发斯巴达的担忧，因而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种对战争根源的理解途径被后世广泛应用。约公元5世纪，基督教主教和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提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自私的本性，在此基础上，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提出，假设在一个没有政府权威的世界中，由于人的自私性和野蛮性，人们的生存将是十分艰难且短命的，不得不处于对自身安全的持续担忧中，因为没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维持秩序。这样的无政府体系被称为“自然状态”，由此推及国际层次：由于缺少更高权威来维持秩序，国际社会也处于这样的“自然状态”，即无政府体系，国家就像人在“自然状态”中那样在国际社会中立足，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处于对自身安全的持续担忧之中，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将自身安全看为首要问题，安全是国家的首要利益。因此，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方式就是“将它们的武器彼此瞄准，让他们的眼睛彼此紧盯。”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几乎不存在制约国家的准则和规范。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更是惊世骇俗地指出，，一国领袖需时刻关注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因此无需对任何普世性道德负责。在谈现实主义时，不得不提到一位著名的德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他的著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度被奉为现实主义圣经。摩根索通过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综合论述，建立了一个以人性、利益和权力为核心的、较为完善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石油危机的发生，越南战争的结束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使得经典现实主义饱受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以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根据新变化对现实主义理论做了诸多改进，从而形成新现实主义。华尔兹在其著作《国家政治理论》中提出了一种高度简约的现实主义理论，它的重点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而非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和个人的内在本性，“结构”是一种能够制约国家行为的力量，国家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身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是美国当代现实主义外交主张的代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支持像中国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来遏制苏联和印度，而如今的美国则通过支持日本和印度来遏制中国不断增长的权力，两者都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典范。而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东亚诸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无政府体系下国家对自身安全和权力的持续担忧，甚至有人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类比于古希腊时期斯巴达和雅典，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爆发一样，中美战争的爆发也一度被认为是不可避免。而另一种思想传统的继承者们则对这类预测唾之以鼻，他们就是自由主义者。同现实主义者一样，自由主义也是国际关系主流思想。同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的，通过教育能强化道德观念并促使合作；国家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体，而是多种利益共同作用下的反映，国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首要行为体，国际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要；存在一个制约国家行为的外部环境，即国际社会，它是不同行为体互动的舞台，而非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这三点恰好同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形成鲜明对比。自由主义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尽管存在自私、邪恶的人类行为，比如战争，但是这只是不良社会制度的社会制度，克服混乱、不适当的社会缺陷，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战争，这种乐观主义思想影响了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提出，尽管不可否认人是自私的，但人类可以学习世界大同主义和普世主义，根据他的思想主张，人类可以通过合作建立一个国家联邦，在保留各国主权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世界秩序，使得战争得以避免。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如英国的边沁、穆勒等人从法理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