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的国家与农民.doc

历史视野下的国家与农民 作者：李成贵 来源：《读书》2010年第4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4-19 19:43:25 阅读量：211次 　　在哲学家和文人看来,农业是让人高尚的职业,农村则像是芳草萋萋的伊甸园。但是,当我们从思想的世界降到现实的世界,就会发现外来客体虚空的感验,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浅斟低吟,而乡村本身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厚重经典,它充满了艰辛和沉重。 　　农民用新石器敲开了文明之门,从那时起人类从非历史走向了历史。传统农耕文明的漫长时代,生存是农民的最低同时也是最高的目标,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基本上都围绕这个目标而展开,这里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愉悦,但常态的情形则是充满了劳作的艰辛和生存的重压。由此,就铸造了农民特有的品行,这些品行又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发生在最近三十年的改革还无法实现对它的实质改造和重塑。 　　农为邦本:过去和现在 　　“农者,天下之大本也。”按照诺斯的观点,国家决策理性追求的是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和经济收益最大化双重目标。在整个古代,一则小农经济是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财政收入最大化最可靠的来源;据研究,即使到了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的明代,农民仍然提供了80%以上的岁入。再则,小农们对封建国家有很强的约束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治乱、经济的衰荣,是影响统治者最重要的因素。小农们安居乐业,还是“啸聚倡乱”,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稳定性,影响着政治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具有很强的修复机制,王朝政治处于“危机—灭亡—重建”的不断的更替之中,而导致改朝换代的原因,除了宫中事变和异族入侵外,主要是由农民起义所引起的。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小农们保守顺从,对政治冷漠,为什么还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统治政权呢?究其原因,小农经济是低水平的脆弱均衡,承受灾害风险的能力很弱,遇到大一点的天灾人祸,小农就可能要流离失所,面临饿死的命运,而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告诉我们,“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饿死”。另外,古时,农民与国家的武力对比也不是强弱分明的格局,官军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并无必胜的把握,所以农民才敢起来反抗。就因为这样的机制,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无数次农民起义,而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给王朝政治以沉重的打击,甚至使其元气大伤,走向覆灭。农民对古代王朝政权的这种威慑力是其他阶层所远远不及的。 　　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国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重农抑商取向,视农为天下之本。 　　革命、建设和改革。二十世纪以来,共产党的崛起和执政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而其中的主导力量无疑是农民。广大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是中国政治社会场域中最重要的关键词。然而,没有农民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 摩尔(一九六六)指出:“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成了崇高的目标。同样,没有农民的“剪刀差”贡献,国家工业化也很难取得成功。一九五三——一九七八年间,国家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中提取了八千亿左右的巨额资金(即暗税)。 　　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年代。三十年间,没有农民率先突破土地制度,没有农民工的辛勤劳动,也很难取得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一九七八年冬天,小岗村农民冒险签订了一份契约,同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一个文件,农民的契约要求分田,而文件上明确写的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因此,我们更应该说,改革源于农民的诉求和特有方式的抗争。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感谢一个人的话,就是邓小平;如果要感谢一群人,就是农民。 　　位势下移。在整个古代社会,国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高度依赖农民,因而要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中农民可位列第二。但到了现在,情况已经起了实质性的变化。 　　一则,农业仍然是基础性产业部门,但已经不再是决定性部门。农业最原初和重要的功能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食品,只要人类不变成不食烟火的神仙,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不会改变。但是,近世以来,由于工业化的兴起和向纵深发展,农业部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农业的份额在持续下降,因而逐渐丧失了过去的决定性地位。按照库茨涅茨的说法,由于食品的需求弹性小于一,故人类经济的发展有个“告别农业”的过程。 　　再则,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农民政治地位的式微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城市内部的各集团诸如文职官员、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医生、银行家、手工业工人、企业家、教师、律师和工程师等,能够利用他们在技能、地利和集聚在一处等条件去影响政府的决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