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新编》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docVIP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旷新年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730 更新时间：2004-7-3 　　 　　一、从赵树理的名字说起 　　命名确实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是意识形态的征候。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文学中，“高大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美学。而赵树理给他的人物命名的特殊方式——给人物取绰号也一直不为当时主流的文学话语所接受，以致他不得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195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老定额》申辩：“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常常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只是这一次还想写一个有外号的人物，好在只用一个，对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们的忠告。”有意思的是，不重要的人物赵树理奉命不用外号了，可是却非要给他的主人公一个外号不可，似乎不用外号，就写不出来东西。确实，通过外号，赵树理是在表达一种与自己的“同志们”越来越难以调适的、独特的、从农民和民间出发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被迫放弃外号，被迫放弃自己的思维方式，赵树理的写作道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的作品从此日见稀少。 　　许多人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改名来重新确认自己，建立新的认同。1930年，赵树理将自己的名字从“树礼”改为“树理”——“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①通过重新命名，与封建传统决裂，并进而获得现代认同。赵树理经过了从信仰民间宗教、吃斋念经到追求现代知识和革命真理的过程。这也说明了赵树理在与现代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成长和精神巨变。这种变化常常为我们所忽视。赵树理的名字本身说明了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民间的人物，而是经过了现代洗礼的新知识分子。不论赵树理是怎样一个乡土作家，不论他怎样站在乡土民间和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的内心仍然经过了现代的洗礼和革命的风暴。他和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深深地卷入了现代世界的历史潮流和漩涡之中。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鲁镇”。阿Q和闰土们是喑哑的、麻木的、被启蒙的对象，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农民才真正成为主人公。 　　1980年代“伤痕学术”的“重写文学史”，从来不打算去理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袁可嘉认为新文学运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脉络和传统，这就是相互冲突的“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②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诞生了“人民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新传统。到40年代末，“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构成了越来越尖锐、直接的冲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人民文艺”的“新方向”。胡风对“现实主义”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诠释和正在开展的新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形成了历史性的冲突。胡风固持“五四”启蒙立场，否定“人民文学”新的历史意义：“由于‘五四’运动，使五四新文艺底传统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展。为什么只是‘进展’而不是‘否定’呢？这是因为：‘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底民主主义任务突变出去。”③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必然构成巨大的碰撞和冲突。 　　不论赵树理的创作怎样一度被抬高为所谓“赵树理方向”，受到高度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从未真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或主流，而是相反，他的写作很快受到质疑和批评，甚至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革命”的对象。尤其是在“文革”前夕，他的创作和“中间人物论”一起受到猛烈批判。实际上，赵树理显示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构成了他的艺术高峰的是写于1943年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作并不是发生于“革命圣地”延安。他的写作和革命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延安的作家。他也没有描绘出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整体地反映那个觉醒了的农村天翻地覆的历史图卷。赵树理使人想起1980年代的农民作家高晓声。高晓声说：“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这也许是我的长处，但我也警惕地看到自己的缺陷”。④他的创作是拘谨、局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单调、简陋和贫乏的。正如杰克·贝尔登所说的那样：“说实话，我对他的书感到失望。……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情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⑤赵树理的创作看起来与“工农兵文艺”的理想相一致，实际上却貌合神离。赵树理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他因为“工农兵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