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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立：文艺老男人的戏痞世界 　　“字痞”的雅士世界 　　张国立的儿时梦想是开一个糖果店，这和大陆读者对他的想象身份颇不符合。这个在诸多畅销书中时常表现出一副比女人更了解女人、比男人更懂男人，爱好广泛、身份不详，又有个大陆皇帝扮演专业户的名字的作家，如何与天真浪漫的糖果铺挂钩？ 　　他的解释是，那个儿时的梦想在被老师发现后，很快就叫了家长来帮忙及时修正。但这个和吃相关的梦想却从未停止过生长，未来，他还想开一个面包店。 　　如果从文如其人的角度来解读张国立，他一定是一个“流氓”。他用简单的文字就能钻进男女的情感世界，把女人和男人的那点小心思洞察到无处可藏。 　　事实是，他不像亨利·米勒那样阅女无数，只为自己平添几份写作灵感，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麦田守望者的励志故事。年轻时候的张国立为了买房，一度陷入“赚钱”热，最多时候一天打三份工：早上私活，下午报社上班，晚上做校对。直到不幸出了车祸后，他才突然觉悟，终于明白了自己不需要那么拼。 　　在报社安定地上班后，他充分放大白羊座卖力干活的本性，而对报社的内部斗争几乎不闻不问。当别人还在为总编社长的职位暗自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他还在兢兢业业地做稿子。他跑的条线可谓毫无规则可言，从政治到体育，再从体育到军事，最后回到政治。在进入新闻圈之前，因为小说早已声名在外的张国立，无形中给自己的采访增加了很多便捷。其中也有过一些比较夸张的采访，比如被领导派去俄罗斯采访当时的新式武器，但总的来说，一切都是有惊无险。但就在他树立40岁当上报社撰述、50岁当上主笔的梦想时，却出人意料地被提名为总编。 　　当这个别人馋涎很久的头衔掉在张国立头上时，可以想象他的无法开怀。做总编的那段日子，他一点也不开心。这个他规划外的荣誉，总感觉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 　　从张国立对个人职业生涯的想法来看，他也许还是不太脱离书生意气，他的理由也十分简单：人一旦上去了，就很难再下来，若不下来，又如何能做得了接地气的活？他甚至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都急于想出头，而忘记了建造一个踏实牢靠的地基。他甚至举例，台湾的流行歌手杨宗纬，年少成名后又重重摔下，这更像是一个自然规律，可喜的是杨宗纬又站了起来，但现实是，倒下后没有站起来的年轻人更多。 　　张国立关于年轻人的事业的表述，似乎不像他的文字那般轻描淡写。他甚至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太缺乏主观能动性。台湾的年轻人，尤其是男生，在他的眼中比较娘，而大陆男人，他倒是印象很好，至少相比台湾人，更加的主动和积极。“这主要是联系到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交朋友，见到谁都很主动，这很有用，我现在只要来到上海，就会有一堆朋友过来招呼，让我感觉很好。”朋友是张国立口中的一个念念语。在他自己简单而又甜蜜的感情生活里，自然找不到那么多的写作素材，据说那些关乎两性男女故事的大部分素材都是来自他的朋友。张国立说自己从来不会被编辑催稿，虽然是很多杂志的专栏作家，他总是能够做到灵感手到即来，再加上写稿的速度，他甚至—直保持着绝不拖稿的优良品质。 　　你不懂的“杂”家 　　张国立是台湾难得一见的多产作家，最关键的是他兴趣十分广泛，是一个彻底的杂家。这个杂家的身份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多见，他好像更多保留了民国文人的风骨，热爱读书，喜欢写作、美食和旅游，也努力实践自己的爱好，不为自己的身份所累。比如，当他醉心于做pasta时，就会认真学习，努力做好；当他和太太一起游玩时，也总能出—本十分像样的游记；他突然想采访周杰伦时，他说更多可能是周杰伦会受宠若惊。 　　当然，这个杂家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一切都不按照常规来出牌。比如，对于大陆，他总是念念不忘，自打1986年第一次回到大陆开始，他就迷上了这里的一切，包括亲人和食物。在他的记忆里，妈妈对食物十分挑剔，他甚至因此跟着妈妈学会了一句上海话“不来塞”。张国立23岁大学毕业时，妈妈去世了。关于父母辈的那段往事，一直也是萦绕在他心头的写作素材。但是，关乎到自己的父母，他说自己下笔开始变慢，虽然也是有虚有实，但总是容易写偏，尽管小说已经下笔很久，但一直还未完成。而他近期在大陆推广的新作《张学良·张大千的晚宴》倒是写作很快。这又是—本和张国立从前作品看似路子不太搭的作品，其中既有史实，又有虚构，但丝毫不影响整本书的一气呵成。关于书中的张大千手写的菜单，张国立还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其中的渊源。 　　张国立对自己的评价是长不大的孩子，正是因为如此，他说自己对人对物始终保有一颗童心，为人温和，不尖锐，即便是从事过多年的记者职业，也从未将记者的攻击性和敏感性带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倒是将记者那种敏锐的直觉更多地浸入关于两性话题的写作中。 　　在台湾，张国立因为自己的两性感情畅销书而成为情感专家，他对男女关系的理解和张小娴的娴式思维不太一样，张国立始终坚定地认为男人心理年龄过小，女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