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率决定的实证_杜秦川简析.doc

中国通货膨胀率决定的实证分析 ——来自于物价体制改革和预期的影响 杜秦川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研究，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发展阶段，将与价格体系直接相关的体制变迁作为虚拟变量，同时加入了适应期预期的影响，构建了加入虚拟变量的AR（1）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决定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受到适应性预期的显著影响，GDP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时正时负，体制变迁是影响通货膨胀率的显著的制度变量。 [关键词]：通货膨胀率 GDP增长率 适应性预期 体制变迁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运行经历了5个周期，历年的通货膨胀率也高低起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过渡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已有的文献或从理论实证的角度解释历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或从经验实证的角度对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和估算，在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 关于历次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研究可以参见樊纲（1990）、左大培（1992）、林毅夫（1999）等人所发表的相关文章。从技术实证方面对通货膨胀进行研究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刘树成（1989，1996，2000）等人的相关文章。而且近年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通货膨胀的研究方面做了越来越细致的工作。他们采用更先进的计量方法和质量更高的宏、微观数据对通货膨胀率的各种影响因素做了更加细致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参见刘元春等著的《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 根据通货膨胀研究的理论基础大体可以将已有的文献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以新货币数量轮为基础的货币数量派。第二类：“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下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派。第三类：超越“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派。第四类：考虑开放条件下的输入性通货膨胀派。因为历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或多或少有所不同，而且不同学者在每次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研究的结论都多少会有差异，因此很难严格的说哪位学者属于哪一个派别。 笔者在此要说明的是：首先，笔者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并不否认其他因素对通货膨胀率的重要影响。因此，以下的研究以货币数量论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其次，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出了很大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不断进行体制变迁，这种体制变迁主要表现在不断的进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然而，从发达国家经验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得出的通货膨胀理论模型没有考虑到体制变迁的影响。因而，笔者的分析中要加入体制变迁的影响，当然，这种尝试很值得商榷。再次，本文侧重于计量实证分析。由于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理论方面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文献多少有些淡化了预期这个影响因素，因此，本文的模型设定中会考虑预期的因素，计量分析将采用自回归模型。由于体制变迁伴随着30年经济变化的全过程，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价格体系，本文将采用虚拟变量来处理体制变迁对通货膨胀率决定的影响。最后，要说明的是：笔者试图将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率的实证研究建立在恰当的理论基础上，但由于能力所限，要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协调好就不得不有所牺牲。因此，本文采取了比较基本的时间序列模型-AR模型，但给该模型加入了虚拟变量，这本身可能有很多不恰当之处，但希望有兴趣的同行能采用更先进的方法来弥补本文研究的不足。 二、理论基础与模型设定 （一）总需求函数的推导 根据货币数量论有： PY=MV， P表示一般物价总水平，Y表示总产出，M表示名义货币供应量，V表示平均货币流通速度。上述恒等式取对数并动态化后变为： gYt=gMt+gVt-gPt，(1) gY表示总产出增长率，gM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g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gP表示通货膨胀率。 根据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情形，参考左大培（2002）的研究，中国货币流通的变化速度为： gVt=-αgVt-1-βgVt-2-γgMt +θgPt, (2) α,β,γ,θ0 使用1981年到1993年的数据对(2)估计并将结果代入(1)式得到总需求函数的替代公式： gYt=-ωgVt-1-ρgVt-2+υgMt，(3) ω,ρ,υ0 再使用1978年到1998年的数据对(3)式进行估计得： gYt=2.357+0.347gMt，(4) (1.331) (4.422) 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R2=0.628，以上有关的推导及相关的计量研究都可参见张曙光主编的《市场化与宏观稳定》第十章P320-P329。 （二）总供给函数的推导及通货膨胀率的决定 借鉴左大培（2002）的相关研究，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总供给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g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