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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重刑主义发展初探 ——兼论重刑主义现实必要性 ［摘要］本文从梳理我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发展进程出发，并在概括古代重刑主义的特点的基础上，反思现代我国刑事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社会层面上重刑主义的必要性。 ［关键词］重刑主义;发展流变;必要性 引言 “重刑”作为一种“主义”，在我国刑法思想史、刑罚制度史上由来已久。重刑主义滥觞于三代，流变于唐宋，并因应着封建社会发展最高峰的到来，在明清时得以发挥至极致。直到现今，每每提及刑法，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刀把子”，重刑主义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恶性刑事案件高发，社会愈发渴求高压刑事政策能有效遏制犯罪浪潮。[1]无论是“历久弥新”的“严打”、还是各种专项整治措施，此类跳跃式、运动式执法方式中内中隐含着的是对重刑主义的盲目崇仰。在人人高喊严惩犯罪，适用重刑的时代背景之下，回溯重刑主义的发端与传承，反思其是否具备内在合理性颇具现实意义，危险时代是否的确需要“危险刑法” [2]的“拯救”这一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答。本文拟从梳理重刑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流变出发，追问重刑主义的现实必要性。 一、对重刑主义发展历史的梳理 重刑主义,是一个国家在组织反应犯罪过程中,偏重于选择重刑的一种思想倾向,它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犯罪反应观念的综合体现。[3]应当说，重刑主义是人类法制文明的共同特点，而并不如部分学者所说的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在重刑主义这一点上中外各国概莫能外。下文讨论的是重刑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流变。 （一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起源　　重刑主义野蛮残酷的肉刑制度表现出来。[4]夏朝已经形成了墨、劓、剕、宫、大辟等完备的刑罚体系，重刑主义初露端倪。商代刑罚制度基本沿袭夏代，并有发展。商代刑罚制度已成体系，并直接影响到后世。根据文献记载，这一刑罚体系仍以五刑为主，包括墨、劓、刖、宫、大辟等。除五刑之外，商代还有很多非常残酷的刑罚手段。如醢刑、脯刑、剔刳、剖心、炮烙、劓殄等。[5] 夏商周三代的灭亡，多与王者不施仁政，暴虐待民有关，夏桀、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　　春秋战国时期，商鞅、慎到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商鞅提“禁奸止过，莫若重刑重刑理论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主张“刑主赏辅刑不善而不赏善轻罪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目的。商鞅的“重刑”思想后来成为法家以至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了“严刑重罚”的重刑论韩非的恐怖主义刑罚原则，不但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为中国古代社会重刑治世的理念开创了理论先河。[] （三）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7]在打击危害国家和危害封建统治的活动中，重刑主义的适用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法合一在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引礼入律和隋唐时的儒家的‘仁’入律，唐代基本确立八议、上请、官当等制度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8]此外，在处理胡惟庸和蓝玉两个案件上大量的法外用刑，族刑的适用令数万人株连致死，在方孝孺案中株连竟至十族！而在清朝，无论是清初的文字狱抑或是清末在镇压农民起义、革命党人过程中，族刑、凌迟刑的大量使用同样令人胆战心惊。 三、中国古代重刑主义的特点 从对我国古代重刑主义的发展流变历史阶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我国历史上的重刑主义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轻罪重刑重刑主义强调轻罪重刑，一断于法，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畏以刑，不可不严在古代社会，君主或者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民众，即使是“才行反时者”，也要“杀无赦”，即才能和行为不合时势的，也要杀头问斩。刑严酷轻罪重刑、一断于法是彼此补充，相互一致的。既然统治者认为“以刑去刑”，那么用刑上势必严苛、残酷。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拷问和体罚成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突出特点。刑种繁多夏朝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西周又“圜土之制、嘉石之制、赎刑、流刑”等刑种到了秦朝，刑罚制度进一步完善，并且有了生命刑、身体刑、徒刑、流刑、财产刑和身份刑的明确区分，但出于重刑主义的目的，生命刑、身体刑进一步细化，名目繁多；隋唐时期，把刑罚制度法定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并为后世王朝所沿用；至宋代，出现了“凌迟”刑，一直沿续至清末才被废除，此外，宋代还有“重杖一顿处死，具五刑，夷刑，醢刑，钉锅”等酷刑，对后世王朝复活非法死刑起了恶劣的推动作用。[] 除了上述三大主要特点外，“原心论罪”，“引言论罪”等主观主义刑法观念在古代同样比较突出，在程序法方面，刑讯逼供合法化也是重刑主义的一大特点。 四、重刑主义的现代必要性追问 我们学习历史，研读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在对重刑主义的研究上同样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