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何能起到瓦解苏联的作用.docVIP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何能起到瓦解苏联的作用 李振城 戈尔巴乔夫 “新思维”怎么会起到瓦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呢?为什么众多的人们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俘虏而难以解脱?对这个问题确实有必要作较深入的分析。 一、人们把破坏性的思维误认为是建设性的思维来接受了。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本来就是针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破坏性的旧思维方式，而当初人们却被种种假象所迷惑，把它误认为是辩证的建设性的新思维来接受了。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是他在苏联执政后的改革哲学。“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是这一哲学的核心。而“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人性化和人道主义化”，则是这一哲学的四根支柱。其中，“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是这一哲学的最高原则。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则是这一哲学衍生出来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目标模式。这一哲学的主要特点是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多变和实用主义，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原则同实际相背离，因而在指导改革实践中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改革，是一项全社会的科学实验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开放而又严谨的创造性的系统科学思维工程。因此，在提出改革的方针政策、口号时，概念必须明确、切实、严谨，才不至于被人篡改或引偏方向，造成不良后果。比如，“改革”这一概念，其含义同“革新”一词相当，都是表达对原体制要保留其有效成分，破除其已经僵化的失效成分，注入具有活力的新成分，因此它并不要求改变原体制的根本属性，而只求达到部分质变。当用“改造”、“革命性变革”这样的词汇表述时则是表明要从根本上废除旧体制，改变它的根本属性，以求达到根本质变。所以，改革同“改造”、“革命性变革”这两种概念，不仅具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具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 可是，戈尔巴乔夫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并没有加以区别，而是把它们相互混淆起来。他在1987年1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改革，“就是指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他在1986年7月31日讲话中就已经说过：“改革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词。我要在改革和革命两个词之间划一个等号。”正如安德烈耶娃所指出的，政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意味着夺权。那么，戈尔巴乔夫究竟要号召谁夺谁的权?开始人们只是从程度有别的意义上去理解，并未领悟其要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因为戈尔巴乔夫反复说明，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而是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刚问世时，人们普遍以为戈尔巴乔夫是比赫鲁晓夫更加活跃、更加大胆和更加彻底的改革家。甚至有人把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当作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发展，是当代“最新最活的马列主义”来吹捧。确实，当初很少有人看穿，在那贴着“更多的社会主义”标签的葫芦里卖的却是“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毒酒，竟然会把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糟蹋得如此之惨。这说明，在社会迫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具有可接受性；就是说在一定时期里它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因而也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的“公开性”口号，开始人们也是从改革所应当具有的开放性来理解的。改革要求创新，而创新则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实践，开展争鸣。显然，凡学术问题就应当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经过争鸣，求同存异，才能推陈出新；凡腐朽和错误的东西，就应当允许公开揭露和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应当是有理有据的，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因此，作为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应当鲜明地提出防止主观臆断、以偏概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全盘否定历史的错误倾向。可是，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 1986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带头要求实行“彻底的公开性”。7月31日，他在一次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又说，“不必害怕公开性。……公开性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发扬公开性“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只有好处”。10月初，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向记者公开提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的自由化口号。戈尔巴乔夫不但对此不加批评，反而在1987年1月中央全会上强调，“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2月13日，他又补充说，“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1988年1月8日，他又强调，“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然而，实际上“毫无限制”的只是传播西方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为过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翻案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各种宗教活动。到1988年已开放7930种禁书，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用数百万外汇卢布进口西方国家报刊公开出售；还允许出版专门揭露历史“空白点”、发行量达10万册的《绝密》杂志。而对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等错误倾向进行抵制和批评的文章、作者、报刊社负责人及其支持者则大加讨伐和压制。当安德烈耶娃的信《我不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