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与俄国现代化.doc

大改革150周年纪念： А.Н.Медушевский：Великая реформа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大改革与俄国现代化 载《俄罗斯史》，2011年第1期，第3-27页。 作者简介：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梅杜谢夫斯基·安德列·尼古拉耶维奇，哲学博士、教授、《俄罗斯史》杂志主编。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为普遍的社会冲突创造了前提。而社会冲突产生的基础在于传统意识和社会结构难以适应世界全球化、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现实，化解这一冲突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当代关于现代化的争论包括多种解释——保守的现代化、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甚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尽管后者在20世纪多是些负面的经验）。现代化，在方式上存在有内源型和外源型之差，而在模式上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别。更重要的是，还可从信息-认知角度来看现代化两种类型之间的差异：第一种现代化类型所促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新世界的图景——它以世俗化、唯理性、公开的信息交流的认识价值观为基础，从而为社会的科学设计开辟了道路；第二种现代化类型走有限的、技术革新的道路，不涉及社会意识的改变。 上述两种现代化类型可能是（且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彼此交错的，尽管它们之间始终存在有原则性的差异。第一种现代化类型与主要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相关——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形成民主制度和社会沟通渠道；第二种——则与规定信息交流的界线、发展的动员模式、构建新的社会等级、方向由国家调节相联系。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化的目标（一方面是激进的社会改造，另一方面——只是技术性的借鉴与革新）及其动态力量——社会、社会政治运动，或者官僚、精英集团、个人是完全对立的。最终，这些原则性的差异可能会使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这样的结果——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奠定基础，或者拒绝现代化，在不断累积的矛盾的影响下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并导致再向传统社会的倒退。 现代化更明显的冲突还在现实的常规和社会的公正性观念的相互关系之间显示出来：后者表达的不仅是制定法律条文，而且还包括对传统或建构思想意识上的乌托邦的诉求。如果社会乌托邦和社会现实的冲突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那么现代化的目标就会（面临）出问题（的风险）。正是在这种迅速变化的阶段，会出现社会偏离自身价值观的情形：一部分社会力量为摆脱冲突而会以激进方式毁灭各种新制度的整个体系，另一部分社会力量——则会采取保守的变革方式，并以这样的变革来适应社会认识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政策的艺术，应当去削弱这些破坏性的进程，并相反，以最低的代价来实现现代化的积极目标。[1]而要这样作，我们就面临着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我们国家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变革的经验（包括正、负两方面的经验）。在这方面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所实行的大改革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以1861年2月19日宣言的方式废除了农奴制，而其随后所实行的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则意味着新思维的形成——国家认可以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为基础的欧洲式的国家选择。[2] 大改革——传统社会法制现代化的成功范例 改革成功的标准，可能包括如下内容：1）承认当前改革哲学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符合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2）承认有必要达成一个社会协议，以便能够在未来以法律方式来协调各主要社会阶层彼此对立的矛盾；3）变革具有激进的性质，以排除向改革前秩序复辟（的可能性）。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俄国的大改革进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了体现了上述标准。其一、我们确认俄国大改革的概念与西欧国家所制定的，以进化论、进步和温和自由主义等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联系。俄国大改革的概念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权利（法）哲学及其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之中，后者对中、南和东欧，及其外部世界诸发展中国家——从奥斯曼帝国至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均产生了强大的影响。黑格尔的这一概念也是法国革命哲学学说及其人生而（自然）平等、形而上学式的社会协议和自发的（本能的）社会破坏等思想的明确抉择。黑格尔政治理论的实质在于：它以必须由国家以民族强大的名义循序渐进地引导社会朝着彻底（而非革命的）现代化的方向前进的理论为基础。黑格尔的上述理论在О.Бисмарк（奥·俾斯麦）统一德国的进程中得以实现，但与此同时也促使欧洲的选举价值观——宪政、信仰（宗教）自由和私有制、司法独立和公正、行政改革和自治——即当时改革理论家们所提出的、由于1917年10月政变被长期清除而如今又很难恢复的那些观念——具有了现实的意义。[3]上述价值观在俄国政治思想界的反映主要体现在国家（法律）学派——Б.Н.齐切林、К.Д.卡维林、С.М.索罗维约夫、А.Д.格拉托夫斯基、В.И.谢尔盖耶维奇等学者的理论中，并形成了俄国史的西方（派）哲学。该学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