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部分内容.doc

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 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础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关注。为了提出一个合适于我本节论述目的的重点此后我把它叫做基础市场社区。我相信，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不进要把这种社区当作以中国中间社会结构，而且也要当作一个文化政体——雷德菲尔德的“小传统”在中国的表现——来分析。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 我们可以从这个区域通常有多大，社会一般包括多少人口开始。为了避免罗列引证众多的实例，我提出一系列的估算，把我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有关的经验实例中的资料合并理顺。表1以一个简单的图解模型为基础，指出一个显著而又极端重要的事实，即，基础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的密度反方向变化。在人口稀疏分布的地区，市场区域必须大一点儿，以便有足够的需求来维持这一市场，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它们则较小。这个表还提示出一种一般常识不一定能遇见的关系，即市场社区的平均人口仅在一个点以前与人口密度一起增长；当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325人时，以及当基层市场区域面积降到27平方公里以下时，市场体系的平均人口开始下降。至于为什么市场区域会随他们所在区域的人口密集而逐渐变小这一问题的充分理解，有待于第二部分中对变化的分析，但表1显示出的市场体系人口和面积之间的关系则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当各地区的市场区域面积随着人口密度的加大而不断下降时，显然最终肯定会达到一点，此时更小的面积无法容纳更多的农业人口。在中国农业区，民国末年，这个点位于人口密度300-350之间。 面积达150平方公里或更大的特大市场区域（表上最上方）只出现于中国农业区的山岳地带和边远的不毛之地，在这些地区，人口散居于险恶的环境中。只有这类地区市场社会的人口才会少于3000人。在另一端，面积15平方公里或更少的特小市场区域（表底部）只出现于特别肥沃的平原，在典型情况下位于大城市中心的附近。中国农业区基础市场区域规模的分布可以概括如下： 所以，大多数基础市场区域的范围可以让最边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气地步行到集上——这段距离为3.4到6.1公里。在模型中（见表1最下行），市场区域面积刚过50平方公里，集镇间隔不到8公里，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公里。基础市场社区平均（中等）人口约7000多。 所以，很清楚，即使典型的社区——18个左右的村庄、1500户人家、分布在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也不是在讨论由极为紧密或强烈的束缚构成的关系密切的原始团体。另一方面，像大多数中国学生不愿意把市场体系看作社区，并受到相关文献的烦扰一样，我们很可能在这方面也被引入歧途。让我以高店子为中心的社区进行说明，这是我调查过的四川一个基层集镇。这是一个不够典型的较大的体系，在1949年到1950年约2500户人家。普通农民是否认得出——更不必说熟识——那么多家庭的成员呢？ 如果林先生——一个45岁的农民，我和他住在一起——可以被看作一个典型，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林先生和这个市场体系各地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此外，它能够认出社区中主要上层人物的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加以形容，而不论他们居住的村庄散布于何处。他知道集镇另一边的家庭的详细情况，而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他们的邻居。林先生关于高店子社区的社会知识比起在他场院中干活的农业工人或用车把他的橘子运到市场上去的运输苦力，或许给人的印象更深，但是与社区地方上层的任何有闲的绅士的见多识广的社会知识比就逊色的多了。身穿长袍的地区可能只对他喜欢的几个人点头招呼，但是他认识他到市场去的路上碰到的所有人，并在他的脑子里似乎装有每个人的完整档案。 但这一切当真很奇怪吗？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到他的基础市场上已经去过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社区内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他从住在集镇周围的农民手中购买他们贩卖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在茶馆中与同他住处很远的村社来的农民同桌交谈。这个农民不是惟一这样做的人，在高店子有一种对所有人开放的茶馆，很少有人来赶集不在一个或者两个茶馆里泡上至少个把小时的。殷勤和善的态度会把任何一个踏进茶馆大门的社区成员很快吸引到一张桌子边，成为某人的客人。在茶馆中消磨一个小时，肯定会使一个人的熟人圈子扩大，并使它加深对社区其他部分的了解。 让我们暂时停下来，注意一下，当一个农民对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社会状况有了充分良好的了解，而对基层市场区域之外的社会区域却完全无了解时，会引起的某些结构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