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伯的历史哲学与修身治学.docxVIP

《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11期?（P117-122）沈刚伯的历史哲学与修身治学作者：杨元超史学与世变，沈刚伯著，海豚出版社，2015台湾史学大师沈刚伯淹贯中西，在中西历史与文化比较方面有精深的见地。他耕耘杏坛六十载，始终秉持“述而不作”的治学态度，认为学无止境，人的思想与时俱进，但当人们发现自己以前的观点有误时，往往羞于承认，只是全力维护旧说。有鉴于此，他认定只有身后遗留之著作，才能代表作者定论，故一生不出专著，不发表学术论文。《史学与世变》一书，是沈刚伯生前唯一结集的文集，内容精简扼要，基本涵盖了其论历史、哲学、文化、教育、时政、人物之概貌，值得细品。　　 一、沈刚伯的历史哲学观　　历史有无终极结论？历史发展有无规律？这是西方史学理论的两个重要问题。沈刚伯熟稔西方史学，自然对此多有阐释，这也是《史学与世变》一书最有趣味之处。从沈刚伯的文章看，他的历史哲学观受到西方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影响，确切地说，其史学观近乎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或许还吸收了卡尔·波普尔的观点。　　历史没有终极结论，这已是一般大众的共识。史学家可能通过全面的搜集各种史料，逐渐接近史实的全貌和真相，但这种真相只是相对而言。首先，史料“总会是永远残缺不全。不必远谈古代，就是想搜求民国元年到今日的报纸，恐怕已是很难搜全”，[1]任何人都无法百分之百地复制一段历史，已知的历史可能因为新史料的发掘而改写。其次，我们看到的历史，是史家根据他的思维活动对史料建构而成的，其中含有史家的人文思想和价值判断。“任何第一手资料，无一不是经过写作人主观的选择与主观的组织而成的。无论他存心如何公正，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表现他个人的思想同识见的，那绝不能说是客观”。[2]最后，世变（社会的发展变化）越快，史学变得越快，“每一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书”。新观念、新科学的发展，会使人们对旧史料有新组合、新解释，还会运用到新方法、新体裁，“这些新的观念，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同新的体例所构成的新史学往往因时代的进步而又成为不合时宜的旧学，须得再变”。[3]简言之，每一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此即沈先生所谓“史学与世变”的中心思想。新黑格尔主义史学家克罗齐认为，除非史料不再更新，人类的价值观不再变化，某个史家的思维能力超过所有人，否则历史就不会有最终结论。沈刚伯的观点与此类似。　　不过新黑格尔主义派的观点，沈也不尽同意。如柯林伍德认为思想是历史事实的灵魂，我们从外部的历史事实入手，进入内部的历史行为者的思想，识别其思想，就理解了史实，理解了史实的动机。所谓历史学，就是对过去思想的重行、重演。对此，沈刚伯有独立的见解，“要我们设身处地去想象古人应有的言行，这话是言之有理，但是，做起来却未必便对。因为古人的环境与我们不同，他们的遭遇同他们的心理自然不是我们能够完全体会到的”，古代中西的史家在记史时，习惯为古人造对话，把古人的言谈、心理描绘得有声有色，这太过浮夸，“单凭想象力是不足以重建古史的”。[4]　　历史发展是否跟自然科学一样有规律可循，自近代以来，西方人已经讨论了几百年。西方思想史中关于“解释”和“理解”，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伽利略传统，根据普遍规律或假设对现象进行解释或预测，是一种科学传统；另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传统，通过概念使事实得到目的论意义上的理解或阐介，是一种人文传统。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孔德、巴克尔等实证主义者及亨普尔，采用伽利略传统，把历史学纳入自然科学传统，用因果律解释历史。黑格尔和马克思虽不是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但在承认历史规律和历史必然途径方面，接近伽利略传统。新康德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以及波普尔，采用亚里士多德传统，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不同，用目的论解释历史。整个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几乎就是这两种路线的交织斗争。　　亚氏传统的思想家，尤其是新康德主义者，反复强调：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人有道德和人性价值，且不是每个个体的思想感情都相同。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中的偶然性更多，无法反复观测，因为历史是一次性的过程，无法重复。历史学不存在统一规律、唯一模式，它的任务只是描述个别的具体的事实。沈刚伯的史学观与此相近，他强调“历史的演变没有任何必然性的途径存在。……历史上的现象没有一致性，实无法做一种精密的比较研究。……人世间的因果关系极难推测，更找不出一种定律。……把因果律用到历史上去，实在是过于简单，绝不能作为推测将来的根据”。[5]据许倬云回忆，沈刚伯20世纪50年代在台大教书时，“基本上不赞成历史有一定演变方向的说法，似乎认为历史演变的趋势是一大堆事件互相牵制之后的轨迹”。[6]　　历史为何没有规律？简单说是因为“人性之各别，物情之不齐”。[7]具体说来，其一，人的大部分行为是因应外界环境做出的反应。以人而论，每个人的性格、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