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传统及新取向答题.docVIP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传统及新取向 2013年11月28日 15:03 来源：《学习与实践》2013年6期 作者：彭少峰 张昱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251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与发展，改变和重塑了政府的行动逻辑，深刻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进程。无论是理性主义、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还是市场化、社会化、去行政化的分析视角，都各有局限、解释力明显不足。本文提出一种“契约化”的研究思路，试图打破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仅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市场化)和社会志愿机制(社会化)，也不仅仅是服务生产职能与治理资源的主体间转移(去行政化)，而是公共服务秩序中一系列角色意识、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互动结构的变迁，是政社关系从单向依赖到双向互动、从行政指令向契约合作的整体转型过程(契约化)。 　　关 键 词：公共服务理性主义结构主义政社关系契约化 　　作者简介：彭少峰，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7）。 　　近年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一项健全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范式(理性主义或结构主义)和视角(市场化、社会化或去行政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面对现代化和社会转型引致的社会公共服务新需求、政社互动结构新变化，传统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对本土情境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及其实践过程做出全面、有效解释本文在对传统研究范式和分析视角进行梳理、批判与整合的基础上，尝试以一种契约化的范式、视角和解释路径进行解构与阐释。 　　一、传统研究范式：理性与结构的双重悖论 　　范式(Paradigm)是学者们在特定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理论预设等方面达成的共识与约定[1]。理性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是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领域广泛采用的两种研究传统。 　　(一)理性主义范式 　　理性主义沿承布坎南、塔洛克、马奇和奥尔森等人预设的理论路径，假定每个行动者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以此为基础研究经济人行为如何影响和支配集体行为。正如缪勒所言，“如同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2]。理性主义为了弥补其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在分析框架中进一步引入社会结构，强调制度环境中各项要素对行为产生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新制度主义。然而，理性主义的理论预设并没有改变，仍然沿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无论是在个体行为中还是集体行为中、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个体都是最终的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结果产生的过程有多复杂；[3]仍然主张通过实证主义和演绎方法来研究制度产生、变迁和影响的规律，并做出通则性解释。采用理性主义范式的学者主要来自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研究主要从微观和中观两个层面展开。 　　一是从行动者实践出发的微观研究。这类研究通过理解行动者的动机、目标和兴趣来深入把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过程。邓金霞将政府视为理性行动者，并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来阐释地方政府“纵向一体化”的理性选择倾向。乐园也在上海市卢湾区的典型个案中，对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的理性选择与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而汪锦军把国家、市场和志愿部门的合作供给也视为一种理性驱动行为，并从“目标”和“利益”两个变量出发，对跨部门协同背后的行动逻辑和关系基础进行了解构。吕普生则在假设公共服务购买者(政府)、提供者(公民社会组织与社会实体)和服务对象(老年人)三者都是理性主体且存在复杂利益关系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市宣武区养老服务合作供给模式中的利益博弈和策略选择。 　　二是从组织与环境互动出发的中观研究。这类研究关注制度环境下的组织行动逻辑。王卫假设政府及其官员是理性的，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公共服务外包是基层政府在激励机制和多重任务环境下的适应性行为的结论。在假设购买方(政府)和承包方(非政府组织)是理性行动者的研究中，魏静侧重于分析制度环境下的组织行为规律；杨宝则以“初始状态和利益冲突”为分析框架来解释制度转型过程；而何艳玲重点探讨了合作化供给中的资源交换机制。顾江霞和罗观翠则把购买方、承包方和服务对象都视为理性主体，对三者间的契约关系进行了分析。再者，制度风险也是组织与制度环境等要素互动产生的结果，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吕志奎、徐姝、明燕飞、谭水平、宋寒和但斌等人的研究都是采用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和自私的，存在目标(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因而无可避免地存在代理风险。而周俊和詹国彬虽然没有套用经济学理论，但研究仍然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