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的进展论文,经济学论.docVIP

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的进展论文,经济学论文论文,论文 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的进展 莱昂内尔·罗宾斯、费利德里奇·哈耶克和约翰·希克斯都曾经对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的状况作出过比较全面透彻的阐述，他们毕竟都是在那个时期对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相比之下，我在那个时候，期初仅仅是一名学生，稍后也只不过是一位资历较浅的教职人员，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并未具备充分的理解能力。此外，我虽然是被任命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系任教，之前我已经攻得工商学士学位并已工作过一段时间。可是在留校工作以后，我与罗宾斯本人并无太多接触，同时却与阿诺德·帕莱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虽然我也可以谈一些有关于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进展的情况，但恐怕难免会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形。 1929－1931年期间，我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期间虽已通过了工商学士学位的中期考试，却仍还留在学院；1931－1932年，我获得了卡塞尔出国奖学金，在帕莱特的指导下，赴美国从事研究工作。这一年的留学可以算作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第3个学年，这是学院当时对学生申请学位的硬性规定，现在学院在解释类似规定时已不再那么严格了。1932－1934年，我在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任助理讲师，1934－1935年，转任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直到1935年，我又重返伦敦经济学院任助理讲师。1931－1935年期间，我虽不在伦敦经济学院，但实际上一直并未中断与学院的联系。 留美期间，我在帕莱特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同时，也与我的一位朋友暨同学罗纳德·福勒长期保持着内容广泛的通信。由于福勒已经留校在商业贸易系任教，这就使得我能比较及时地了解到伦敦经济学院的发展动向。在邓迪和利物浦任教期间，每逢假期，我就赶赴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与福勒合作研究生猪的产销周期问题，这也让我能够大致了解伦敦经济学院的各种情况。可是，1931－1935年期间，我毕竟未曾参加过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各类研讨班活动。此后，从1935年起，我又返回了伦敦经济学院，直接经历了在那里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20年代后期，我刚开始学习经济学时，学生们所使用的经济分析工具，尽管在研讨许多经济问题已经足够了，然而，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标准来看，仍然是很不成熟的。只要稍稍翻阅一下H·D·亨德森的《供给与需求》和爱德温·坎能的《财富》，对于那时传授给学生的经济分析工具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姑且不论学生，即使是那些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许多经济问题时实际上也都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20年代《经济学杂志》关于价格理论的争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状况。可是，进入30年代后，经济学家所掌握和利用的经济分析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举例说，教师原先在课堂上一直把边际成本概念解释为边际厂商的成本。大概是在1931年的某一天，我在与帕莱特的谈话中对这种解释表示了不满，帕莱特当时回答说，若把边际成本解释为厂商为增加一定数量的产品所带来的成本增加量，可能恰当一些。在帕特莱的启发下，福勒和我做出了一张边际成本表，还考察了边际成本表与平均成本表两者的关系。可是，当我看到《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的一个注释时，才知道A·C·庇古早已得出相同的研究结论。话说回来，经济学家虽然开始掌握了边际成本概念，他们仍还缺少清晰的边际收益概念。 我还记得，福勒在1932年写信告诉我希克斯正在伦敦经济学院开课，并在上课时讲解边际收益表，我还真不明白他所指何物；同时，我还同样地对西奥多·亚蒂玛在192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涉及到边际收益问题）感到迷惑不解。然而，随着1933年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理论》和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这两本书的问世，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教室的黑板上也开始充斥着最复杂的几何学。这个故事确实说明了在30年代初期经济分析工具仍处于一种相当落后的状况。 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都很乐意接受新的理论观点，在这一方面哈耶克功不可没。人们现在提到哈耶克时，马上就会联系到《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大宪章》这两本名著的作者。可是，这两本著作在30年代都还未曾问世。30年代初期，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时，在提倡经济学严密的思维方式和鼓励学生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尽管他是一位谦逊的学者，由于对于经济学理论富有洞察力的深刻理解，哈耶克在当时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哈耶克本人就是一位具有深邃的思想力量和极高的学术成就的典范。 希克斯是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根据罗宾斯的说法，希克斯于192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职后，“在最初的3年中，他只是在本科学生的一般教学中扮演了一个并不引人瞩目的平常角色。”①罗宾斯正是用他自己这样的一种表述方式道出了希克斯并不是一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