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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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

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 ——兼论“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逻辑瑕疵 吕 力(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 韩巍指出了《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一组逻辑瑕疵。这一逻辑瑕疵体现了中国管理学界深层次的痛苦,它本质上来源于对中国管理实践中传统与现实、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之间联系的割裂。不从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融合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将永远不会找到中国本土管理学登堂入室的门径;同样,不从传统与现实融合的角度考察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究竟有用没用”也将永远只会停留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陷阱中无法自拔。管理哲学通过对主流管理学的理性批判,会为中国本土管理学提供一个反思与探索的向导。不重视思辨的方法,一概排斥哲学思想和方法对管理学的渗入,将极有可能使得若干“管理学在中国”的讨论变成原地转圈。 [关键词] 管理学在中国;管理学元问题;管理哲学;管理本体论;管理本体价值 管理是民族的、历史的、演化的。——作者 1 “管理学在中国”的争鸣回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郭重庆院士认为,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至今才短短20多年,但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郭重庆提出了中国管理学发展的设想:中国管理学应模仿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1]。 就中国大陆的情形而言,出现最早的“本土化理论”当属苏东水创立的东方管理学,苏东水认为,以中国传统主导的东方管理文化注重辩证、系统和综合,因此不同于西方管理的原则与特征。席酉民创立了和谐管理理论,其创始人认为和谐管理是一种普适性理论,但明显的,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和则”与“谐则”其思想源头来自于中国文化。齐善鸿创立了“道本管理”理论,道本管理主张提取中西文化以及管理文明的核心因子“道”,围绕人类对“道”的认识,构建管理理论,与和谐管理类似,“道本管理”的思想源头也来自于中国哲学思想,道本管理与道家哲学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黄如金创立了“和合管理”理论,和合管理的目标是“立足于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文化的扬弃,以中国和合哲学思想为基本指导原则,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此外,在中国管理实务界中较有影响的是曾仕强提出的“中国式管理”,它同样立基于中国文化与哲学。 然而,韩巍等学者则认为“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管理’标记的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及黄如金博士的‘和合管理’存在较为严重的一般性也是典型性的‘文化认同倾向’,但似乎缺乏组织经验的支持,缺乏对社会科学理论一般约定的遵循,在作者看来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辞。[1]”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也对中国本土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2008年IACMR第3届学术双年会上,BARNEY[2]指出,摆在中国管理学面前的是两条对立的路线:即“中国管理的理论(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和“管理的中国理论(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BARNEY认为,“管理的中国理论”更多是以中国的独特方式去解释中国的或对中国来说很重要的管理现象和问题,这条路线较少关注理论在中国情境之外的通用性。而“中国管理的理论”指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检验西方理论,这条路线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检验现有西方主流理论的有效性和扩展了现有主流理论的适用情境边界。WHETTEN[3]指出了两种本土研究的方法,即用熟悉的概念描述新现象和用新观察体现熟悉的理论,这两种方法构成了TSUI(徐淑英)所倡导的情境化研究的主体。PETER(李平)[4]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本土研究有益并且重要,因为它能对研究任何国家及文化的本土现象及问题提供足够深度的认识,然而关于合适的本土研究方法迄今仍无定论。在PETER看来,本土研究的目的是验证现存西方理论?是修正现存西方理论?是发展新颖理论以解释某些本土独特现象?还是探究更宽泛的全球多元统一视角下的启示,以便扬弃甚至取代现存西方理论?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PETER在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澄清的同时,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国“阴——阳”哲学的管理学体系。当然,这一学说也受到一些质疑。 显然,无论国内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本土管理学无疑都还处于探索性研究的阶段。围绕着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和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的问题层出不穷。撇开《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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