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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制度历史以及出路 中国农村土地演变历史经常是以口号作为开端的。打土豪、分田地拉开了土地制度变革的大幕，这一1927年喊出来的口号也奠定了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基础。人民公社好农业学大寨则概括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农村土地制度的样板，即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推行农业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禁止土地的流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土地制度在安徽小岗村被打破了一个缺口，18位农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家庭土地承包的承诺书上按下了血印。自此，1980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作为农村土地改革的基本政策，也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延续至今。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书，直言“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也是从这年起，三农问题连续数年成为国务院一号文件主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各个时期的农村土地政策（图为不同时期的宣传画） 1982年正式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土地基本制度，时至今日，已经运转了30多年，在这期间，根据面临的新问题，也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进以及完善，例如农业税的取消、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支持、对农业生产补贴的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新拾起等等，但是，这些措施以及政策，通过2000年以来的农村发展实效来看，在大幅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新型农业生产模式以及在培育新型农民和建设新农村方面，其实现的增量依然无法令人满意。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反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时期面临的困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难形成共同利益。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原则下，共同利益是共同行动的初始动力。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经营体制上强调家庭为主体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就后者而言，很少应用于实际之中，加之工业化对农村生产的排挤以及对农业生产财政支持力度不够，这就导致了我们目前所看见的现状：土地撂荒、农业基础设施废弃、农业生产积极性大减、生产效率不高、农业技术水平长期停滞等等。乃至，不断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在根本上，都与农业生产的基础衰弱有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难形成有效组织。共同利益是组织形成的基础和根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过去特定时期有效动员了农民、提升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他们对于自己承包的农地倾注了巨大的责任心，这也使得粮食获得连年丰收。但是，农业的发展已经不仅仅限于种地、耕田，还包括农产品销售、新技术以及新品种的推广和使用、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建立以及农业的扩张等等，这些显然是单个农民和农户无法完成的。大农业要求有效的各种农业组织的形成和运作。这些组织包括农技、农机、购销、培训等等各种组织形式。我们对于中国和韩国的农业生产比较就可以发现，韩国的农业协会在农业中占据着相当大的话语权和作用力。而且，农业组织不光促进农业生产，对于现代农业建设、农村环境改进以及农民利益争取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难发挥土地资产的功能。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背后暗含着一项重要的制度，那就是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所以，土地转让、买卖、抵押都是政策所不允许的。这样一来，农村的土地实际上是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的。虽然，目前允许土地流转，但是流转范围又受到极大的限制，仅允许行政区域内以及区域内农民之间土地的流转。这就意味着农村土地若要发挥资产处置、质押、变现的功能就很难实现。近期，有人把成都推行的城乡土地改革实验称之为第三次土地革命，但是这一模式依然是在土地流转方面的渐进式变革，对于土地两权融合方面的探索依然有限。 综上所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缺陷就是限制了农业生产土地的集约化。虽然通过土地流转能够部分完成土地集约的使命，但是土地流转的小心翼翼和一脚一步的发展速度依旧不能完全适应农业发展、农民富裕的要求。 由于我国农业的基本情况，即人多地少，以及我国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殊的农业土地政策，所以，我国与欧美农业发达国家的农村土地政策没有可比性，因为国情不同。而与仅有的几个人口大国相比，他们又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基础不同，还是欠缺合适的对比因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印度和巴西的土地政策，或许能够提供一定有益的指导和反面的教材。 印度农村土地私有化 印度的人口和中国相当，其土地改革之路也是蹒跚而行。从1947年到1965年，这一时期印度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政府采取买卖方式，废除包税地主制。法令规定政府以发给补偿金的办法接管大地主的荒地、森林和一部分耕地，然后有代价地分给耕种者。其次是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规定超过限额的土地，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进行分配。前一项措施削弱了印度农村大地主的势力。印度独立初期，占全国农村人口不足15%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85%，其中不到2%的大地主占有70%的土地，废除包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