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章 夏商周文明社会早期之发展.docVIP

第二章 夏商周文明社会早期之发展 第一节 夏奴隶社会的形成 一、夏王朝的建立 　　夏代尚未被考古发掘充分证实，但早期文献一再提到，商代之前为夏朝。《史记》有夏商周三代《本纪》，《尚书·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近年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介于龙山晚期和早商文化间遗存，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山西夏县东下冯、襄汾县陶寺较典型，碳测均与夏代纪年相近。 　　古史记载夏王朝的建立者是有崇氏部落首领禹，主要活动于河南嵩山到伊水、洛水流域。 　　禹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仍极度低下，单个人或家庭均无力应对严酷的自然灾害以维护正常生产；而洪水泛滥成灾，又需要集中大规模的劳动力来治理。这样，运用政治暴力榨取大规模劳役的奴隶制王权应运而生。 　　禹曾组织共工氏和许多部落在伊洛河济治理水患，获明显成效，得到诸夏各部拥护，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长，称“夏后氏”。 　　为顺应各地交往频繁的趋势及加强王权的需要，禹发动了旨在掠夺奴隶、扩大疆域的战争，讨伐原居河南西南山地和丹、汉流域的三苗，大批三苗部众被掠为奴，也有的与华夏族融合；余部向江南或边远地区逃移。禹在嵩山之阳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又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安徽蚌埠市西郊，今属怀远县）大会夷夏部落首领，史称“涂山之会”，标志着夏王朝的正式建立。 　　禹死子启立，由于“家天下”与传统“禅让”制不合，东方偃姓部族的伯益起来争位，业已转化为世袭贵族的各部首领支持启，启杀伯益；守旧的有扈氏起兵反启，也被剿灭。《淮南子·齐俗训》：“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夏启确立了世袭王权。 二、夏代的阶级结构与国家制度 　　夏政权是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父”字，甲骨文从手执杖，表示男性家长之权威；而官尹之“尹”字，与“父”形近，只是所执之杖更大而已。“君”则从尹从口，表示众尹之上的发号施令者。这三个字的字义演进，正是由父权家长制到世袭贵族制发展的写照。 　　与各级贵族相对立，从事劳作的民众统称为“民”，又称“黎民”或“庶民”，亦可泛称“众”，他们是被奴役的奴隶群众。各级贵族较疏远的宗族成员则为“平民”，或称“国人”，属于自由民身分，但也要受贵族剥削压迫。 　　军队和刑法，是维护暴力统治的重要手段。禹征三苗，称“济济有众”。《左传》昭公六年又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奴隶制法典。 三、夏代的中兴和衰亡 　　夏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奴隶主贵族肆意奴役剥削广大庶民群众，超出了历史发展赋予奴隶制国家的职能范围，引起群众的不满与反抗。启死子太康继立，兄弟五人内讧，群众乘机而起，东方夷人后羿有穷氏“因夏民以代夏政”。但后羿同样残暴，不久被手下伯明氏的寒浞杀死。寒浞仍不得民心，太康弟仲康之孙少康招纳夏众，灭寒浞及有穷国。史称“少康中兴”。太康失国反映统治集团与民众矛盾的加剧，后羿有穷氏入主中原则反映中原诸夏族较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周边部族有强大的吸引力，“少康中兴”又反映出诸夏部族已形成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这种民众、民族与政治纷争的模式在以后的历史中屡见不鲜。 　　少康中兴带来了一段和平发展期。到帝孔甲时，“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1]至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2]上下一片反抗声，夏桀竟还荒谬地自比太阳，群众诅咒说：“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商汤乘机起兵，夏亡。 思考题： 　　1、试阐释《淮南子·齐俗训》：“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 第二节 商奴隶社会的确立 一、商汤定亳与盘庚迁殷 　　商为诸夏中有悠久历史的古老部族，原活动于孟诸一带（今河南商丘北），夏末乘乱翦灭夏的诸多属国，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进而伐夏，鸣条之战夏军败绩，夏桀逃死于巢（今安徽巢湖北岸），夏亡。 　　商汤又向周边用兵，取得较大胜利，《诗·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商代多次迁都，原因尚待探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相对稳定，其后250多年，商代社会发展较稳定。 二、奴隶制经济形态 　　考古资料证明，商代农具主要还是木石器；青铜器主要供贵族享用。由于生产力低下，劳动者必须通力协作，耕作的普遍方式是众人劦田，三耒共耕，甲骨文“众”恰象日下三人。“田”字则表示整齐规划的大片田地；“畎”字作“甽”，又表示田边水渠。商王还派“小耤臣”、“小众人臣”监督奴隶劳动。残酷榨取维持了奴隶社会的繁荣发展，奴隶制经济基础确立下来。 　　生产者除奴隶外，还有一些被称为“小人”的平民，他们大都占有小块土地，或擅长手艺、从事贸易。平民经济在国家和贵族的压榨下随时可能破产，是奴隶制经济的补充形态。 三、奴隶制政治形态 　　商王自称“余一人”，是全国最大的奴隶主；下有冢宰或称师尹，次有卿士如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