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docVIP

浅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1794～1857年)是湖南邵阳金潭(今属隆回县)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21岁时随父入京。先治王学，后转向汉学，再改为常州今文学，师承于刘逢禄。33岁时，魏源作了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幕僚，后又转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府帮办盐务。贺、陶也是湖南人，对魏源尤有提携之力。借此机缘，魏源又与江苏巡抚、福建人林则徐相识。贺、陶、林均是朝廷中务实的封疆大吏，他们的变革思想都对魏源有所影响。包括荆楚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转型，从19世纪中叶以后缓慢开始。从世界近代化的历程来看，西方国家是先有文化的变革，然后产生经济技术的变革，由此走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情形与此相反。它未能在传统社会的母体中，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新生的动力，及时步入近代社会，而是在外敌压境时，一次次被迫抗争、失败、再作抗争。由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联系在一起，因而中国人在外来挑战面前的第一反应就是自救图存。此种由环境而生的后果自然是缺少思想文化的准备，因此，物质层面的变革就要先于思想文化的变革，即使是向西方学习，首先看到的也是其文化的外壳——坚船利炮外来的近代文明与炮舰一道裹挟而入，使中国人如大梦初醒。在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群中，一个于传统文化的变革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就是生于“荆楚之南”的魏源。还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认识。他指责官僚集团昏蒙自私，毫无理想，“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只有改变旧习才能保证当今政权的稳固。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当然，魏源的变革思想并未从时代投下的巨大阴影中走出，他觉察到儒学传统文化的衰败，却不曾怀疑儒学正统的永恒，于是他断言：“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也。”他不敢想象现有的制度和伦理道德也应当变革。在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作一些枝节上的更新和变革，是魏源的一贯思想。此外，他还重视“用”，“道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他在贺长龄幕府时，代为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全书收集清朝180年来朝野上下654人的“经世”名篇，包括政事、文教、刑律、河工、盐政等方面的内容。魏源因此也有了“经世之略”的声誉。他本人提出的种种兴利除弊的改革，也无不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明示。仅是关于水利、漕运和盐务方面的文章，他就写有《筹河篇》、《畿辅河渠议》、《湖广水利论》、《湖北堤防议》、《筹漕篇》、《海运全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戌海运记》以及《筹鹾篇》等。他在漕粮海运和创行票盐等方面的成功筹划，均为疆吏陶澍、贺长龄所采纳。当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魏源革除弊政的思想很自然就面向新的形势。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的同一月，魏源完成了《圣武记》14卷。他在前十卷中，逆向考察了清朝曾经拥有过的军事上的辉煌战绩，对王朝的兴衰作出反思，后四卷又对练兵、整兵、筹饷和应敌御夷详作论述。正是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以夷制夷”、“以夷攻夷”和“以夷长技御彼长技”的对英策略，给读者以较大影响，以致“索观者众，随作随刊”。“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一个完整的主张，是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的。就在《圣武记》成书的同年十二月，魏源又完成了《海国图志》50卷。以后几经增补，至咸丰二年(1852年)成100卷本。这本书是受两广总督林则徐之托，以林氏的译稿《四洲志》为底本，加上魏源在广东搜集的西洋资料、中国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中的史料编纂而成。学习制造和使用洋人先进的技术（武器）来打击制约洋人。[3]《魏源集·道光洋艘征抚记下》，清同治刻本[4]《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