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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调查
2013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调查
关爱农民子女
孩子的问题永远关乎未来。当身居都市的人们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这个我们熟悉而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正在渴望着父亲爱母亲疼,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享受心灵的润泽。
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有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其中包括跟随父母在他乡的1400多万随迁子女,58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要为这7000多万名孩子守望美好的明天,让他们充分享受受教育权利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教育的重要意义怎么提都不过分。然而,发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有关教育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每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的心情都不会轻松。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然而,随迁子女难以融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多,初中毕业基本是城市容留他们接受教育的极限;众多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产物,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进城市化与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益的双赢,应该成为全社会不懈的追求。关注这一群体,正是我们报道的初衷所在。从今天起,本版推出《聚焦7000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系列报道,聚焦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上、下篇)、高中教育、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敬请读者关注。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
“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如何让这些孩子真正融入城市已经是很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有这样两组数据,一组的数字越小,几乎就表明另外一组数字越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
这一数据的减少就产生了另外一组不断增加的数字: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已达1834万,全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400多万。
毋庸讳言,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难问题逐步凸现,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如此多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产生连锁式的负面效应,事实上,这种反应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据北京、广东公安部门发布的数据,城市外来青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如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近日,记者在流动随迁子女多达40万的北京展开了调查采访。
留还是回,这是一个难题
张丽红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农民工学校教师,同时,她们还是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几乎从这些学校刚开始兴办的时候,她们就投身其中做老师,孩子跟着她们一起上学,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选择:孩子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事实上,中考之后,就不会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按照相关规定,这些孩子只能读北京的职业学校,并且不享受国家对职校生的补助。而孩子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这对张丽红而言,是一个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让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纸户口,孩子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方式,张丽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老家的情况。
幸运的是,张丽红的女儿很聪明,成绩很好。张丽红有个小小梦想,孩子读初一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尽早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教育,然后参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读大学时一家人再团聚。她认为这是社会给他们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对她们虽稍嫌曲折,但却可行。
祝敬可老师也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但相比其他的农民工家长,这两名母亲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经算好的。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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